一位女作家皈向佛门的心路历程

   日期:2012/3/12 14:30: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作者：孙建平

    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投井自杀身亡。

　　在亲眼目睹了死亡的狰狞嘴脸之后，一个女孩的金色童年便黯淡了，结束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夜不能寐，在深深的黑暗里瞪大眼睛望着虚空发呆，努力地思忖着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还没生的人在哪里？死了的人又去了哪里？

　　我的老保姆信佛，她说你的妈妈是个好人，她应该是到天上享福去了。老保姆还告诉我，四十九天内妈妈还会回来，不过不再以人身，而是变成飞蛾、蝴蝶什么的飞回来看望她的儿女。妈妈死后一个月的那天早上，睁开眼就见一只硕大的黑蝴蝶停在我和妹妹睡觉的蚊帐上，羽翼微微地扇动。妹妹一跃而起，跳下床去扑打蝴蝶，蝴蝶落在地上翻滚两下不动了。我滚下床，捧着蝴蝶歇斯底里地尖声哭叫：“这是妈妈！这是妈妈呀……”最后父亲不得不把我送进了医院。

　　那年暑假后，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孩子。每到放学，我不肯回家，我怕家人小心翼翼看我的眼神。我宁愿一个人在学校周边的山林、河滩上悠悠荡荡，以排解内心的悲伤和惶恐。我害怕夜幕降临，害怕夜半从睡梦中醒来，我总是抑制不住偷偷窥视窗外的夜空，猜测母亲到底飘逝在哪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上。

　　母亲是建国前的女子中学毕业生，她酷爱文学，死后留下了一大箱子文学书。学龄前，在盛开雏菊的河滩上，母亲为我讲解唐诗的美妙记忆，成为我热爱文学的人生坐标。母亲逝去一年后，我收敛起桀骜的野性，开始读她留下的那些大部头的书。

　　对于四年级的小学生，《中国上古史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普希金诗选》等，不啻是天书。我不再参与女孩子家的游戏，常常躲在一隅，借助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读得不亦乐乎。其实这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怀念，我的发髻上扎着母亲的蓝蝴蝶结，学着母亲低头读书的姿势，幻想着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母亲那样端庄秀丽、知书达理的女人。

　　即便是囫囵吞枣，读书对我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我的知识面宽了，遣词造句有了新意，作文的文字和意境也超越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语文老师喜出望外，常常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在班上宣读，并预言我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确想成为作家。在我幼稚的认知中，作家简直就不是人，是神，是古书上说的魁星下凡。记得当年我蜷在父亲的大藤椅中，如痴如醉地读艾芜的《南行记》。《南行记》里除了有精彩的风土人情和故事，还让我有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如艾芜那样，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作家，每天看新鲜的风景，听新鲜的故事，写动人的故事。

　　有了梦想，我的夜晚不再孤单和荒凉，让同学们发怵的作文课，却是我炫耀自我的上好机会。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做我不喜欢的数学题。当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小学五年级跳级而成为初中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飚，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斯文扫地，也把我们这些半大的学子从课堂撵到了穷乡僻壤，成为具有悲剧色彩的“知青”一族。我的作家梦自然如水银坠地，杳无踪迹。

　　山村插队的日子，是我精神生活最为荒芜的岁月。那时的山乡很穷，很闭塞，没有报刊，没有书籍，甚至连半导体收音机也没有。幸亏不久公社让我当了不脱产的播音员，跟着广播机，我得以反复欣赏八个样板戏，还能收听到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知青的岁月虽然贫窘而艰辛，但离开了继母的冷眼，离开了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成天阴沉着的脸，我犹如逃离樊笼的小鸟，在险象环生的“广阔天地”里快乐飞翔。我买来厚厚的日记本，先端端正正写下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记下当天惊心动魄的事件，或稀松平常的流水账。这些记录可以说是我最初的“作品”，尽管它们从来就秘不示人。在山村的寂寞长夜里，我独自一人守着广播机，用笔墨将我的喜怒哀乐尽情涂抹在粗糙的纸张上，就如倾吐给一位善解人意的闺中密友。四年后，知青返城，我非常幸运地调进南昌市图书馆工作，在博览群书之余，还保持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直到1985年，因为一场龌龊的误会，我愤而把所有的日记本统统毁之一炬。

　　那次的焚毁令我通彻心肺。一大摞厚厚的日记本呵，它们不仅凝聚着我的心血我的情感，还是我的闺中伴侣，我的青春知音。当我把属于我的历史化为一堆冰冷的灰烬之后，我的心也冷了、空了。就在那年的夏天，我又如母亲逝去的夏天一样感到无比的孤单和凄凉。我不思饮食，悒郁终日，在一个又一个夜不成寐的暗夜里，我甚至想到了死。我终于谅解了母亲的自杀，我发现当生活暴露出其荒诞、猥亵的本来面目时，一头扎在水井里一死了之或许是最好的逃遁。

　　我如母亲那样患了抑郁症。在那些焦虑不安了无生趣的日子里，我的心理医生让我从唯美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承认生活中的缺陷与卑鄙。我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我开始涉猎西方哲学，以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获得自救。我先读了罗素，又从罗素读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这些古今洋人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心路虽然各个不同，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地哀叹人的渺小与无知，他们说与浩淼的宇宙相比，人就像是天地间一只可以忽略不计的蜉蝣。

　　西方哲学没能解答我的问题，但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渐渐的，看事物的眼光有了新的高度和境界，我不再在生活的枝节小事上纠缠不休了，我甚至发现了并不是所有作家的书都写得精彩，我获得了信心，决心圆童年的梦想，用自己的笔墨去说自己心中想说的话，描述自己眼中的独特世界。1993年秋天，在权衡和验证了自己的文学功底和志趣所在之后，我毅然辞去了南昌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调入《南昌日报》（当时称《南昌晚报》）副刊部任文学编辑。当年，加入了市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

　　那是一段特别幸福而短暂的日子。在文学圈里，我获得了令人欣慰的归属感，感觉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美好和快乐。我写了一组轻松活泼的生活随笔发表在报刊上，获得省副刊作品奖的《向男子汉敬酒》便是这类文章的代表。正当我惬意地享受生活，投入地进行散文创作之际，死亡的阴影又一次降临到我的至亲头上。1994年8月，三十九岁的胞妹患胃癌不幸身亡。在她与死神搏斗的四个多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妹妹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后惶恐惊悸的眼神。此后，灾祸接踵而来，1995年，身居要职的丈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令我在忍辱负重中倍尝了世态炎凉。再后来我被疑似为癌症，三次上手术台做全麻手术。短短几年中的大起大落沧海桑田，让我再一次拾起少小时的迷惑，切实地思索人生的荣辱兴衰与生老病死起来。

　　其实，由于童年的丧母之痛，我对世俗功利的一时得意与失意并不是太在意，我看重的是生与死，因为人活着，希望便活着；人死了，希望也就死了。还因为“死”这个字无从逃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甘心不甘心，终有一天你是要直接面对的。由是我开始阅读东方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论语》记载说，孔子站在桥上，看川水不停地流向远方，叹息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生命从哪里流来？又流到哪里去？孔子缄口不谈，他把生前死后当成一个无法破译的谜，存而不论，敬而远之。老庄则比孔子进一步，《道德经》说：“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着只是借住在这世界上而已，死后就回家去了。可老庄也没说透彻，人干吗要到世间来寄存一段时间，受尽苦乐再凄凄惨惨地回家去？老家又在何方？老庄也缄口不语了。那段时间，我带着无可奈何的迷惑，写了好几篇关于“生老病死”的散文，其中发表在2003年11月《散文》月刊（后收入《2003年〈散文〉精选集》）的《街角，令人伤感的风景》便是代表之一。

　　追索生与死的究竟，其实已经接近宗教的范畴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在西方哲学中寻觅人生意义时，曾粗略地读过《圣经》。可读了《圣经》之后，我愈发地迷惑了，上帝创造了夏娃亚当后，又创造了蛇和智慧树。蛇是来测验夏娃的，夏娃是用来测验亚当的。那么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一定会受夏娃引诱，而夏娃也会受蛇的引诱？如果不知，那他就不是全知；如果上帝知道却不能阻止事态发展，那他就不是全能。再说了，上帝禁止亚当夏娃吃智慧果，是因为怕人吃了会如上帝一样聪明，所以一怒之下把他们驱逐出伊甸园。那么现在的人类所造的罪恶比吃智慧果的罪恶大得多了，死后怎么还能回到上帝的怀抱？

　　2003年应该说是我散文创作的高峰，接连有三篇文章被《散文》月刊和《散文海外版》刊载。此后的几年中，除了一些应景文章外，我把精力都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散文写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了。其实我心里明白，除了时间的缘故，我的潜意识中有了一个情结，我觉得在这种彷徨茫然的心态下，散文创作将很难越过自己的坎儿，走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2004年夏，当我的知音——安徽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陈所巨先生病势沉重之际，我数次前往南昌佑民寺焚香祈祷，并由此得闻佛教净宗法门。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领域向我轰然打开。与上帝的拯救者面貌不同，佛陀不能主宰众生的生死福祸，众生的生死福祸只能由他自己的善恶行为来确定。佛陀用自己的修善止恶，指出了一条让众生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

　　彷徨迷茫了半生之后，我终于踏进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天地。这不仅是我人生的崭新境界，也将是我文学创作的新境界。我到过衡山的祝融峰，也登临过泰山的金顶，当一个人凭借山峰的巍峨一览众山小之际；当一个人屹立在珠穆朗玛俯瞰周天的云卷云舒之际；当一个人的心智挣脱了五欲六尘在宇宙间自由翱翔之际，他必定不会为了一己的蝇头小利而猥猥琐琐蝇营狗苟，不会为了曾经拥有又痛失的儿女私情而怅惘不已，更不会为了身外之物的功名利禄而尔虞我诈殚精竭虑。

　　这便是觉者的大自在境界。更是一名作家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因为当写作者的心中扫除了重重虚妄的障碍之后，他心目中的三千大千世界，必将会焕然一新，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神奇妙洁的绮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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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简介］

　　孙建平，笔名林紫。1953年生于江西赣州，籍贯辽宁省建平县。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原在南昌市图书馆工作，1993年任《南昌日报》“百花洲”文学版主编，现供职于江西教育期刊社。系南昌市作协理事，江西省作协会员。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行散文和微型小说创作，有４０多万字的作品散发于《散文》、《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有多篇散文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青年博览》选载并获奖。2005年，散文集《羽化成蝶》获南昌市政府首届“滕王阁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