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述略(1987—1996)

吕有祥

[成都]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

8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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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有祥，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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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作为一种源远流长、影响我国社会生活诸层面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在“文革”结末前，由于受到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佛教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七十年代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佛教研究开始复兴起来。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对外交流的扩大，佛教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致力于佛教研究的人显着增多，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佛教研究学者，在一些地方相继建立了各类佛教研究机构，兴办了各种佛教刊物；几乎每年都有地方性、全国性及国际性的各种类型、各种专题的佛教学术会议召开；佛教研究成果丰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出版佛教研究专着近百种，发表论文近两千篇。以下就近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一、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

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包括对佛教典籍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阐释等，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近十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一)《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由着名佛学专家任继愈主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校订的《中华大藏经》，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新编大藏经，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种，2300余卷。它从宋元明清各种版本大藏经及房山石经、高丽大藏经中选用最好的版本作底本，用其它诸本进行校勘，其参校版本之多、校刊之精细，是以往各种大藏经不能比拟的。全书分正、续两编，每编100册左右， 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现已出版90余册。

(二)中国佛教典籍的点校注释。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从中国佛教典籍中选出反映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的代表性着述加以标点、校勘、注释的佛教丛书。《选刊》第一辑22种，现已出版10余种，其中点校类有《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出三藏记集》、《神会和尚禅话录》。校释类有《坛经校释》、《三论玄义校释》、《童蒙止观校释》、《高僧传校注》、《大乘起兴论校释》。此外有《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杨曾文校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将敦煌县博物馆珍藏多年的敦煌坛经的同源异抄本加以校勘，公诸于世，为坛经和禅宗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在校释的同时，对义净进行了研究。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对S·P和北图所藏“伪经”《佛说十王经》卷子进行校录，并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地狱”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佛教典籍的译注释义。近年来，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阅读佛教典籍的需要，寻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典籍进行今译、阐释。由台湾佛光出版社联络海峡两岸学者共同承担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是一套大型的佛典译释丛书，全套132册，已由台湾佛光出版社陆续出版。 《宝藏》每册均有“题解”(该经典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价值及撰译者传略)、“经典”(原文及译注)、“源流”(该经典的流传与影响)、“解说”(该经典的结构与思想内容)。此书的译释风格，讲求通俗性、知识性和学术性兼顾，雅俗共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推出了8 本佛典今译，即：《宝积经》今译、《法华经》今译、《维摩诘经》今译、《净土诸经》今译、《胜鬈经》今译、《金刚经》今译、《圆觉经》今译。广东佛教编辑部也出版了《六祖坛经》、《无量寿经》及《圆觉经》的今译。此外有周绍良的《百喻经今译》(中华书局，1993)、郭鹏等译注的《佛国记译注》(长春出版社，1995)等。上述佛典译注中，译注质量参差不齐，但其中不乏严谨的上品之作。

(四)佛典研究的其它论着，中国佛教协会为配合斯里兰卡发起编纂《佛教百科全书》而主持编撰的《中国佛教》第三、四册，于1989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此二书汇编了吕澂、周叔迦、黄忏华、高观如、法尊、田光烈、虞愚等一批着名佛教学者对佛教典籍的介绍和论述，介绍和论述的佛教典籍达130余种， 包括印度大小乘佛教的经律论及中国撰述。巫寿康《因明入正理论研究》(三联书店，1994)，用现代逻辑方法辨析阐释此论的基本理论，找到“同品”和“异品”的新定义，提供了下条了结千年议论不休的因明悬案的新途径。近代围绕着《大乘起性论的》作者及真伪问题，争论不休。近年来再度引起学者的讨论，傅教石在《法音》杂志1987年1、2、3、4、5 期上连续发表了关于《大乘起信论》的作者与译者、《大乘起信论》的主要思想、《大乘起信论》在历史上的地位下与影响、《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等系列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葛兆光的《是非与真伪之间》(《读书》92，1期)，介绍了围绕《大乘起信论》的争论， 并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评析。关于其它佛典的研究论文还有，魏道儒的《四阿含中的缘起和无常说》(南亚研究87，1期)、李利安的《试论金刚经的地位、 流传与影响》(南亚研究89，2期)、 朱恒夫的《佛说盂兰盆经的影响与对该经真伪的看法》(世界宗教研究，89，2期)、 方广锠的《敦煌写经〈佛说孝子修行成佛经〉简析》(南亚研究，88，2期)、 同氏的《禅藏与敦煌禅籍》(禅学研究，第二辑，1994)、《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译注》(法音，1990，7期)、 刘泽亮的《传心法要的禅学思想》(《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

二、各类佛教史的编撰

近十年来，佛教史研究取得的可喜进展，在通史、断代史、地方佛教史方面均有新着问世。

(一)佛教通史。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参加编写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988年出版。本卷主要介绍论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的历史状况及其特点，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三教论争、佛经的翻译传播的思想内容、各种传说、民间信仰及佛教艺术等作了详细的论述。杜继文主编杨曾文、李冀诚等人参加编写的《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是一部世界佛教史。本书介绍了佛教的产生发展、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的形成与演化、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其教义教理的主要内容、宗教组织的基本形成与现状，在一些理论和历史考证方面提出了新见解。在叙述方法上，按历史时代叙述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发展，与传统的按国家或宗派来叙述有所不同。洪修平着《中国佛教文化的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主要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

(二)佛教断代史。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着《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巴蜀书社，1989)，以人物为线索，通过对近代主要人物佛学思想的叙述，展现中国近代佛学历程及时代特征。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叙述杨文会、敬安、月霞、谛闲、欧阳渐、太虚、韩清净的佛学思想，下篇叙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起、杨度、章太炎的佛学思想。高振农着《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通过对近代二十多位高僧、学者、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的佛学思想的叙述，揭示佛教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地方佛教史。近年来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步引起重视，有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写出了本地佛教史。游有维着《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叙述了上海佛教的发展历史，以及上海近代佛教宗派团体、寺庙讲堂、组织机构、着名僧尼、佛典流通及慈善事业的状况。史金波着《西夏佛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首次系统叙述了西夏的佛经、寺庙、僧人、宗派及佛教艺术作了展开叙述，考证出西夏之藏经的译经时间在1038—1090年间。班班多杰着《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上海三联书店，1992)，对佛教的输入隆盛与苯教的佛教化、汉化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与影响、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论述。胡思厚着《甘肃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论述了佛教在甘肃的首传、汉魏至民国各个时代甘肃佛教的概况、甘肃佛教石窟与塔以及佛教在甘肃的发展。韩溥着《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叙述了自东汉至当代佛教在江西的初传、发展和延续的历史，详尽叙述了净土宗以及禅宗五家七宗在江西的弘传及宗风，介绍了江西佛教对境外的影响。由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发起的、由各地佛教史构成的多卷本《中华佛教史》亦在编撰之中。

三、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一)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最大的宗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广，因此近年来人们对禅宗研究的兴趣经久不衰，研究论着层出迭见。

1、研究禅宗历史与思想的专着

潘桂明着《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论述了唐至清代中国禅宗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特别对以往学者所忽视或未曾论及的宋以后禅宗思想的演变作了重点论述。杜继文、魏道儒着《中国禅宗思想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以中国禅宗思想的兴起、发展、演变及衰落的全过程，作了更系统全面的论述。作者试图突破禅师自报家门的束缚，以客观科学的方法揭示禅的实际内涵、评价禅宗的理学说，还禅宗历史的本来面目。洪修平着《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台湾佛光出版社，1990)，对禅宗产生的渊源、从达摩到南能北秀的演变过程和特点作系统论述。葛兆光着《中国禅宗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论述了六至九世纪中国禅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特别对北宗禅和荷泽禅作了充分评述。作者称此书是继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之后，以新的视觉重新审视禅宗的研究成果。所谓新视角，即用审慎的态度对待禅宗史料，以禅宗的立埸体验思想的来龙去脉，对禅思想意义的评价不要过于夸大它的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在这一思想方法指导下，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邢东风着《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着重探讨了南宗禅的思想与实践及其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杜寒风着《晚唐临济宗思想述评》(台湾佛光出版社，1994)，集中评述了晚唐时期临济宗创立者义玄及其弟子禅学思想特色以及它的价值与局限。魏道儒着《宋代禅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论述了宋代禅宗的历史及理论发展趋势，对宗杲的看话禅、正觉的默照禅和契嵩的儒释融合理论及其影响进行了重点阐述。

2、禅宗研究中的一些见解

关于禅宗的社会基础与哲学基础。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思想通史》认为，禅宗的社会基础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民)和失意的士大夫；禅宗的哲学基础是含摄《金刚》、《楞伽》在内的许多类似经典的综合，这一综合的典型代表是《大乘起信论》，禅宗许多宗派的理论无不可以从《起信论》中找到线索。

关于禅宗的创立。以往一般认为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洪修平在《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认为，道信、弘忍在思想和组织上已完成禅宗的初创。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思想史》认为道信和弘忍是中国禅宗实际奠基者，理由有三：①从他们开始，禅生活形式由流动转为定居；②把劳动引进修禅，经济独立；③教团由秘密转向公开合法化。1994年湖北黄梅召开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进一步肯定了道信弘忍创立的“东山法门”在禅宗史上的地位。

关于南北分宗与神秀、神会的禅学思想及其作用，是学者议论较多的论题。任继愈的《神秀北宗禅法》(中国社会科学，90，2期)， 根据敦煌文献认为南北宗宗旨的差别并不大，实质是政治地位之争。郭朋的《神会思想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89，1期)， 认为神会在南北斗争中起了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潘桂明的《也谈神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1989，4期)，认为神会的贡献低于惠能。 方立天在《荷泽宗思想略论》(禅学研究，第二辑，1994)中指出神会的思想重心是心性论，其核心是灵知，其含义是空寂之知、自然之知和无住之知，其实质是众生主体性的原本有智慧，亦即佛性。邢东风认为，神会的“知”是指心体的特殊作用，它既非对象意识，亦非自我意识，不具有“认知”的意义，实际上是佛教的“般若”(《认知与般若》佛学研究，1995)。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以“北宗禅再认识”和“重估荷泽宗”为章名，详尽论述了神秀北宗和神会荷泽宗的史实、思想及历史地位，把这一研究推向新境界。

关于石头希迁和曹洞宗。高振农的《石头希迁参同契初探》(广东佛教1996，2期)， 认为《参同契》的特点是调和禅宗内部南顿北渐的对立，以华严宗理事与《坛经》中的明暗来说明心性关系。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说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90，1 期)对“五位君臣”的含义作了阐释，认为五位君臣是讲本体与现象、一般与个别内在关系的五种偏向，“正中偏”是忽视用的一面，“偏中正”是缺少本体，“正中来”是开始由体起用，“兼中至”是开始通过现象认识本体，“兼中到”是承认本体生万物，万物性空，体用俱泯，不落有无。1996年11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石头希迁与曹洞禅学术研讨会”，对石头禅风、曹洞宗旨及其与洪洲禅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关于临济宗。 方立天的《临济宗心性论述评》(北京社会科学，1994，2期)，从“心清净与自信心”、“见闻觉知与全体大用”、 “无事与无”、“菩提心忠义心”、“清净心与一法界”几方面阐述了临济宗的心性论。其它论述临济思想的论文有，伍先林的《临济的禅学思想》(法音，1993，11期)吴汝钧的《临济禅》(禅，1996，1期)、 杜寒风的《义玄呵佛骂祖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6，3期)。

关于公案禅与看话禅。吕有祥在《禅门公案剖析》(禅学研究，第一辑，1991)中指出，禅门公案繁多，无非是禅思想的表达，并从“自性即佛”、“说即不中”、“直下无心”、“任运自在”几个思想环节揭示公案的底蕴及其哲学上的意义。潘桂明的《论大慧宗杲》(同上)，分析了宗杲看话禅的历史作用，认为宗杲禅结束了前一个时代，又开创了后一个时代，明清佛教基本上是对大慧的继承和发扬。

关于近代禅门，何建明在《中国近代禅门形象探论》(《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中不同意学术近代禅净合一，没有真正禅佛教的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禅者在功课、法脉、念佛观念及禅堂生活制度方面都保持了独立自主的宗门形象，同时为不断趋时革新。

关于禅宗的特点和精神实质。任继愈的《禅宗的特点和地位》(禅学研究，第一辑，1992)，认为禅宗的思想特点一是讲“明心见性”；二是注重“自我解脱”。方立天在《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指出，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而心性论是核心内容，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精神，超越现实矛盾、生活痛苦、追求心灵解脱、思想自由。但如果把超越变成思想满足，则不利于实现人生价值、推动社会进步。

最后，关于对等待禅的态度。邢东风在《禅的可说与不可说》(哲学研究，1996，1期)对禅的不可说提出质疑，同是指出， 历来对禅有两种把握方式：参究和研究。参究是主观体验，研究是客观认识。如果认为无禅体验就不能说禅，就如同没有精神病的医生不能懂精神病一样荒谬。研究是基础，参究是更深一层的工夫，研究是优先的，参究是根本的，两者沟通对话，相互尊重，才能推进现代禅学研究。

(二)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个宗派。近年来对天台宗的研究仅次于禅宗，1989年“天台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推动着天台学的研究。

曾其海的《天台宗佛学导论》(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台宗的形成发展过程、思想体系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佛学思想。智顗是天台宗的创立者，张风雷的《智顗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潘桂明的《智顗译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分别对智顗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作了详尽论述。1993年6 月“首届天台山学术会议”上，有人考证智顗的生年应是539年，不是538年。知礼是天台宗的义学高僧，王志远着《宋初天台儒学窥豹》(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论述了知礼的佛学思想及其时代特征，对知礼的《释难扶宗论》、《十义书》、《十不二门指要抄》的思想作了阐释。

“性具善恶”是天台宗的一个重要思想，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见解。赖永海的《性具与性起》(世界宗教研究，87，2期)， 从佛性思想的角度比较了天台华严二宗的特点。杨曾文的《天台宗心具善恶的心性论》(世界宗教研究，90，2期)指出，南北朝形成的各种心性论中， 心性本净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主张“心具染净”，智顗的“性具善恶”的理论基础是“一念三千”“心具一切法”，其心是平常心。潘桂明的《性具实相述评》(世界宗教研究，96，1期)认为， 天台宗的性具论向人们显示了一个超越心物主客对立的圆融理想境界，曲折地表达了人佛平等思想，对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作用。

研究天台宗的其它论着还有，王雷泉的《天台宗止观学说述评》(中国社会科学，87，1期)， 潘桂明的《天台宗的圆融哲学》(世界宗教研究，87，2期)、 胡晓光的《天台宗佛学思想本性初探》(广东佛教，95，4期)、 屈大成的《不定教的源流与天台智顗的不定教观》(佛学研究，96，5期)， 曾其海的《智顗天台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比较研究》(同上)，陈公余、任林豪着《天台宗与国清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等。

(三)三论宗

圣辉的《试论三论宗的性空思想》(法音，1990，5期)， 论述了三宗以“缘起”、“二谛”、“八不中道”论证性空思想。姚卫群的《三论宗创立者吉藏与般若中观思想》(中华文化论坛。1995，4期)，指出吉藏把“中道”的解释为“佛性”表现出他的理论不同于印度中观派一般说法的特点，但他关于“中道”的解释的重点不是放在“佛性”上，而在“无分别”的观念上。华方田的《试论吉藏的中道观》(佛学研究，96，5期)，从吉藏对“八不”的看法，对“中道”的不同界定和四种释义、吉藏的三种中道说，论述了吉藏佛学思想的特征。同氏的《吉藏二藏三轮的判教理论》(佛学研究，93，2期)，论述了吉藏的判教标准、吉藏对成论师和地论师判教理论的批判、吉藏二藏轮说的含义及其理论渊源。

(四)华严宗

游有维的《华严宗的起源、传承、演变与复兴》(法音，97，5、6期)，系统叙述了华严宗的形成、流传及思想内容。 邱高兴的《华严宗祖法藏的生平及其思想》(世界宗教研究，92，3期)， 详细叙述了法藏的法界思想。方立天的《华严宗心性论述评》(中华文化论坛，94，4期)着重论述了华严宗从性起论出发展开的心性论学说，认为法藏的明佛种性说、智俨和法藏的自性清净说、澄观和宗密的心性即良知说与真心即佛性说，以及李通玄的自性即不动智说，构成华严宗心性论的重要内容。徐绍强的《法藏圆融哲学的思维特色》(法音，91，12期)及《法藏的无尽缘起说》(佛学研究，96，5期)， 对法藏的“三性同异”和“因门六义”、“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的涵义及哲学意义作了分析和评述。姚卫群的《华严宗与般若中观思想》(中华文化论坛，96，4期)指出《华严宗》和华严宗的着述所表现的般若中观思想。

(五)、密宗

印度密教传入中国，形成汉地密教和藏地密教。密教虽在汉地流传，但始终不为多数学者所重。近年来由于佛教研究的复兴和气功等原因，引起人们对密教的兴趣，介绍和论述密教的论着日益增多。李冀诚、丁明夷《佛教密宗百问》(中国建设，1989)介绍了印度、西藏、汉地密宗的形成发展、义理、修习、仪轨、神祗等基本知识。《中国密教史》介绍了魏晋至近代密教的传入与发展。黄心川的《密教的中国化》(世界宗教研究，90，2期)，论述了汉藏及云南大理地区密教的传入、 形成及特色。本源的《试论密宗的理论基础》(法音91，4 期)把密宗的理论基础归纳为“阿字本不生”、二部曼荼罗”、“六大起缘”、“四曼不离”、“三离瑜”。舒家骅、何永福的《云南大理的密教》(佛学研究，93，2期)，论述了密教的传入， 以及云南本土宗教渗透而形成的造像、寺塔、石雕、佛画的特点。周一良着《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收集了作者的“善无畏传注”、“金刚智传注”、“不空传注”及其它关于密教的论文。

(六)、净土宗

净土宗是对民间影响很大的教派，然而可能由于被认为净土宗缺乏深邃丰富的哲理内涵的原故，近来关于净土宗的研究成果不多。黄念祖的《善导大师早持名念佛》(法音，90，11期)，论述了净土宗的念佛种种。谢路军的《试析善导往生净土的主体——众生观》(佛学研究，96，5期)， 详细评析了善导的“九品皆凡”和一切人“悉令得生”西方净土的观点。传印的《印光法师悟道年时考》(同上)，认为印光悟道的时间应在1912年开始向外界发表文章以前。自然的《印光大师及其佛学思想初探》(同上)，归纳印光的佛学思想为“根植伦常”、“提倡因果”、“偏赞净土”、“树立正见”、“念佛正行”。

四、佛教人物传记思想研究

近年来关于佛教人物传记思想的着述相当多，有年谱、评传、文集和大量论文。

(一)年谱：《玄奘年谱》(杨廷福编着，中华书局，1988)、《太虚法师年谱》(印顺编着，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虚云法师年谱》(岑学吕编着，同上)、《弘一法师年谱》(林子青编着，同上)。

(二)评传：张凤雷、潘桂明各自撰写的《智顗》，前面已提及。洪修平和孙亦平共撰《十大名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介绍了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僧佑、智顗、玄奘、法显、慧能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风貌。王仲尧的《中国奇僧》(煤炭工业出版社，1992)，对安世高、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道生、智顗、吉藏、玄奘、法藏、慧能、八思巴、宗喀巴、苏曼殊、弘一等中国古代和近代十五名高僧的生平言行与思想品格作了描述评介。易行广编着《曹溪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辑录了自慧能至现代惟因五十六代四百名禅宗人物的承传、传记及资料出处，并附历代主要禅师画象。于凌波编着《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对现代55位名僧和57位居士的生平事略作了评介。

(三)文集：黄心川主编《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收集了1994年“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及其有关玄奘的论文40余篇。论文涉及玄奘生平传略，及在译经事业、因明学、唯识学上的学术贡献。霍韬晦主编《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汇编海内外学者为大会提的论文30余篇，文章论及太虚的时代背景、太虚的思想与生平，太虚的人生佛教观等各个方面。

(四)论文：《佛驮跋陀罗的生平及其对禅学的贡献》(超烦，佛教文化，1991，3期)、《菩提达摩考》(徐文明，北大研究生学刊，1994，1、2期)、《僧璨大师生平下〈信心铭〉新析》(王晖， 禅，1994，3期)、 《永嘉玄觉及其证道歌考辨》张子开， 宗教学研究，1994，2期)、《马祖道一评传》(何云，世界宗教研究，1989，1期)、《马祖道一大师在赣弘法事迹述略》(明栋，禅，1996，3期)、 《道一禅师的佛学贡献》(何明栋《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道信及其禅法》(吕有祥，同上)、《法演及其禅法》(张文良、李浦群，同上)、《竺法护其人其事》(杨绳信，中华文化论坛，1996，4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胡戟，敦煌学辑刊，1991，1期)、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周齐，佛教文化，1994，1期)、 《佛教中的中国化与僧肇的哲学思想》(洪修平，复旦大学学报，1988，4期)、 《僧肇有无观、体用论之探讨》(余小跃，南京大学学报，1995，1期)、 《僧肇论动静观辨析》(世界宗教研究，1987，3期)、 《僧肇思想探究》(伍先林，宗教学研究，1996，3期)、 《真谛和他的译经事业》(蔡惠明，上海佛教，1996，2期)、《玄奘译经活动述论》(张德宗， 史学月刊，1996，3期)、《宗密禅学思想和历史地位浅析》(董群， 世界宗教研究，1995，1期)、《宗密禅教合一思想论析》(周群，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4期)、《论慧文禅师的实践与悟证》(宋智明，法音，1989，2期)、《鉴真东度兴律缘由考论》(顾自奋，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1期)、《论一行和佛学思想》(吕建福， 世界宗教研究，1989，3期)、《契嵩生平与辅教篇研究》(郭尚武， 山西大学学报，1994，4期)、《永明延寿及其宗镜录》(施东颖， 宗教学研究，1996，3期)、《真可思想研究》(崔正森，五台山研究，1988，3期)、《德清及其佛学》(温钰，同上，1988，4期)、《晚清四大高僧的佛学思想》(潘桂明，同上，1994，4期)、 《太虚大师的开悟经验》(邢东风，佛学研究，1996，5期)、 《略论太虚大师之禅》(邓子美，同上)、《虚云和尚行业记》(拙缫，法音，1989，12期)、《弘一大师对律学的贡献》(济群，法音，1991，5期)、 《欧阳竟无研究》(王国炎，南昌大学学报，1994，1期)。

五、佛教理论范畴专题研究

佛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可研究的内容非常多，如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论、思维方法以及佛教的基本理论范畴，如戒定慧、色法、心法、缘起、中道、唯识、因果、真如、佛性、心性、顿渐、解脱、自由等等。近年的佛学研究对这些大都有所论及，但详略不同。

关于佛教的宇宙观，王海林的《三千大千世界——关于佛教宇宙观的对话》(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是一部专门论述佛教宇宙观的着作。本书论述了佛教关于宇宙的构成、要素及生变说法，如须弥山、四大洲、三界六道、五蕴十八界、二十四重华藏世界、成住坏空等，并对佛学与科学的宇宙观进行了比较。方广錩的《佛教的时间与空间》(南亚研究，1993，4期)， 以佛教的时间概念“刹那”和空间概念“极微”“由旬”作了评析。

关于佛性论问题，赖永海的专着《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是一部补白之作。本书论述了中国佛性论的起源演变，从“法性与真神”、“众生有性与一分无性”、“本有与始有”、“始具与性起”、“即心即佛与无情有性”、“顿悟与渐悟”、“自力与他力”等方面全面探讨了各种佛性说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与佛性论密切相关的心性论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张春波的《中国佛学心性论》(社会科学战线，1988，2期)认为，印度佛教的基本矛盾是真如与无明的矛盾， 把无明置于主导地位，最后战胜真如，导致佛学衰亡。中国佛教至南北朝《大乘起信论》提出心性本觉，真如熏习本觉，真如占主导地位，从而有别于印度的心性论，进一步发展为禅宗的心性论。方立天的《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佛学研究，1996，5期)， 认为印度佛教有心性本净和心性不净两种说法，其主流是心性清净说。此外，赖永海、洪修平、邢东风等许多学者对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有诸多论述。

关于唯识理论，有不少学者探讨。如魏德东《论阿赖耶识的确立和发展》(中华文化论坛，1994，4期)， 把阿赖耶识的出现和发展分为瑜伽行派时期、经典时期、分化时期，叙述了各时期的理论形态。何建明的《佛教唯识论的主体认识结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4期)，认为佛教唯识理论包含三个认识结构层次， 即八识说——主体认识的心理结构，四分说——主体认识的能力结构，生识——主体认识的发生结构。认为四分说否定逻辑证明和实践证明，与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与非我的同一的理论十分接近。此外有本源的《试论阿赖耶识》(法音，1988，2、3期)、济群的《唯识学上的唯识义》(法音，1990，10期)、陈明晖的《唯识二十论的唯识思想》(法音，1991，9期)、纯一的《三性三无性解析》(法音，1991，7期)，对唯识论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阐释。

戒律为佛教“戒、定、慧”三学之首。净慧法师的《戒学与持戒》(法音，1987，5、6、7、8、9、10、11、12期)、 (僧尼戒律的由来及其种类》(法音，1988，12期)、《比丘比丘尼的内容及其异同》(法音，1989，1期)，对佛教的各种戒律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吴信如的佛法戒律论》(佛学研究，1996，5期)，论述了佛教戒律的分类及大小乘戒律的内容。严耀中的《东晋南北朝佛教戒律的发展》(同上)，论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律藏的译出、研习、流传及特色。

其它方面的论着有：顾净缘《色法研究》(佛学研究，1993，2 期)、蔡惠明《原始佛教的缘起观》(法音，1990，5期)、 罗炤《因明概述》(《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9)、郑伟宏《因明三种比量探讨》(哲学研究，1988，3期)、 宋立道《因明的认识基础》(世界宗教研究，1989，2期)、林杰、 段一平《因明思想起源初探》(南亚研究，1990，2期)、 赖永海《顿语与渐修》(南京大学学报，1988，1期)、方立天《佛教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 1989，1期)、赖大仁《佛教人生哲学的认识与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9，3期)、洪修平《人心、佛心与解脱》(南京大学学报，1989， 1期)、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方立天《般若思维简论》(江淮论坛，1989，5期)、 李雪涛《辩证法与大乘中观思想》(南亚研究，1991，3期)、 吴远《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维探析》(南京社会科学，1996，6期)、 郭良均《佛教涅槃论》(南亚研究，1994，4期)、 方立天《中国佛教伦理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6，2期)。

六、佛教与中国文化研究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佛教又给中国文化中的儒道、哲学、文学、美学、艺术广泛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发表了不少论着。

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出版社，1988)，是一本比较全面地论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专着。本书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内容及其与中国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关系。此外，方立天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3 期)论文中讲述了佛教中国化的现实形式及历史阶段，认为文人士大夫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力量，译经注疏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基础，俗讲造象是佛教民间化的主要途径，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可分为佛道时期(汉代)、佛玄时期(魏晋南北朝)、创造时期(随唐)、三教合一时期(五代以后)。黄新亚的《论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人文杂志，1989，2期)、 李尚全的《简论佛教的中国化》(兰州学刊，1989，8期)、 吴立民的《论佛教与中国化》(佛教文化，1991)、也从宏观上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吴立民的文章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划分为“佛教传入期”(汉魏)、“佛教成长期”(两晋南北朝)、“佛教成熟期”(随唐)、“佛教产果期”(宋以后)，并详述了每一时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互化的具体表现。

在佛教与儒道关系的研究方面，崔连仲、武文的《论佛陀与孔子的道德观》(南亚研究，1992，1 期)就佛陀和孔子的修身之道及对待国家的态度作了比较研究。赖永海着《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从思维模式、思想重心、学术特点、理论旨趣等方面，探讨了佛学与儒学的相互影响及历史演变，认为佛教影响儒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儒学影响佛教最大者是其人性、心性论的思想内容，并对两宋时期的理学及心学与禅学的关系作了重点论述。陈兵着《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详细介绍了禅学理论及禅定基本方法与儒道的养生学、气功、武术及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关系。徐小跃的《禅与老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运用比较方法，系统探讨了禅学与老庄在本体论、思维方法、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重点阐述了我佛一体的禅境与天人合一道境的思想特色。洪修平、吴永和的《禅与玄学》(同上)，以历史叙述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禅学与玄学的源流、特征、异同及其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的情况作了全面论述。

关于佛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当首推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本书从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方面叙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此外，赖永海的《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阐述了佛教与道教、佛性与人生、佛法与王法、禅与诗、禅与书画、佛教与小说的关系。张伯伟的《禅与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进一步从宋代诗论、意象批评、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方面，具体探讨了佛教对中国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与美术艺术，包括佛教本身的审美艺术及其对美学艺术的影响，历来吸引不少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又有不少新论着。曾祖荫着《中国佛教与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从审美妙语说、审美虚静说、审美言意说、审美境界说、审美形象说诸侧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美学艺术的交融，王海林《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欲建构一个佛教美学体系，提出并论述了佛教美学的特征、佛教的美学范畴及佛教的审美观念，是一部开创性的着作。高长江的《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分别从禅的静观与艺术直觉、禅的参活与艺术想象，禅的顿悟与艺术灵感、禅的精神与语言美的创造的角度论述禅宗与美学的关系。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4)，着重论述了禅与石窟艺术的盛衰、禅对山水画形成的影响。丁明夷、邢军的《佛教艺术百问》(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介绍了佛教的造像艺术、石窟艺术、建筑艺术及各时期宗派各地域佛教艺术的特点。陈聿东的《佛教与雕塑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对印度及东南亚诸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演变、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作了全面阐述。

七、外国佛教及中外佛教比较研究

研究外国佛教要受到语言和资料等条件的限制，难度比较大，但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

由杨曾文主编、黄夏年、邓大拓、郑天星、黄陵渝参加编撰的《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首次全面介绍了佛教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状况，为人们了解日本、朝鲜、蒙古、原苏联、南亚东南亚诸国及欧美佛教状况、国际佛教组织及主要活动提出了线索和资料。

在外国佛教研究中，关于日本佛教的着述为多。杨曾文教授多年致力于日本佛教的考察和研究。他于1992年翻译出版了村上专精博士的《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年又出版了自己编着的《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结束了在中国没有系统的介绍日本佛教通史的历史。《日本佛教史》是作者充分综合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依据日本佛教原始典籍和资料而写成的，此书历史叙述和思想叙述并重，不同于日本学者偏重于历史活动叙述的佛教史书。何劲松着《日莲论》(东方出版社，1995)，是研究日本佛教莲宗的创史人日莲及日莲宗的专着。本书对日莲的生平与佛教思想、日莲教团的发展及日莲系宗派的历史现状作系统的论述。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东方出版社，1995)，介绍了当代日本佛教的实际状况及其与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论述了佛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它关于介绍和论述日本佛教的译文有：道端良秀着、徐明、何燕生译《日本佛教友好两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王守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文史哲，1988，2期)， 杨曾文《奈良佛教六宗及早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9，1期)， 杨曾文译《日本古代的汉译大藏经》(世界宗教研究资料，1994，1期)，杨曾文《中日两国的净土教》(中国史研究，1995，1期)，李向平《佛教与日本现代思想》(上海大学学报，1996，2期)， 廖立地《日本佛教考察散记》(中国宗教，1996，1期)， 胡攀《试论日本茶道与禅宗的关系》(重庆社会科学，1996，2期)。

关于中外佛教的比较研究，方立天的《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哲学研究，1984，3期)将印度佛教小乘、中观、 瑜珈派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佛教般若派、涅槃派、天台、华严、禅宗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认为直觉、否定、内省是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共同点，而比附、圆融、顿悟则是中国佛教思维方式显着的特点。同氏的《简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异同》(佛学研究，1996，5期)， 认为中印佛教心性论的相同之处是重视心性、推崇真常唯心和内省修持，不同之处表现在思想重心不同，对心的理解的变异、心性意义界定的分殊和修养方法的差异。杨曾文的《中日佛教的比较》(哲学研究，1989，1 期)从佛教传入本土后与本土文化、政治的关系上对中日佛教作了比较，指出佛教传入中国时，依附于儒道，佛教传入日本时则当做先进文化指导政治、镇护国家；中国佛教间接助王化，日本佛教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中国佛教以翻译作为主要事业并进行着述，日本佛教则把抄写论文佛教作为主要事业，用汉字写作。韩升的《净土宗的机遇——中日两国净土教的世俗性和比较研究》(佛学研究，1996，5期)， 认为日本净土教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强调佛教的世俗性和实践性，在他力信仰、众生平等和恶人往生方面远比中国彻底。何建明的《中日近代临济宗比较研究初论》(中国哲学史，1996，4)，比较了中国近代临济禅师来果、 虚云和日本近代临济宗人宗演、铃木大拙的禅学理论与方法的同异。

八、佛教辞书及相关着述

近年来，为了适应日益兴起的学佛研佛的需要，重印了明代一如法师编纂的《三藏法数》和近代丁福保居士编着的《佛学大辞典》。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根据时代要求，编纂了新的佛教辞书。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99万字，收入词目5 千余条，涉及人物、流派、神祗、事件、文献、建筑、名胜、书店、绘画、雕刻、文学、音乐、戏典、教育卫生等方面。宽忍法师主编的《佛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是第一部用现代语体编写的大部头佛学辞典。此书收录经论典籍、名词术语、宗派法门、诸佛菩萨、诸天鬼神、高僧大德、仪轨制度、名物法器、及巴利语系、藏语系佛教术语等辞目1600余条，详释其义，全书逾360万字。 袁宾主编《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93万余字，收释禅宗名词术语、人物、寺院、山塔等词目6400余条，为国内第一部禅宗专科辞书。陈兵编着《新编佛教辞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收入辞目万余条，按内容结构分类编排，较以前佛教辞书，充实了近现代佛教人物及佛教着述的条目。此外，黄卓越主编的《中国佛教大观》(上、下册，哈尔滨出版社，1994)是一部综合性的佛教着述，全书按佛史述略、法门宗派、教理概述、高僧传略、三藏提要、丛林礼仪、寺塔建筑、圣像崇拜、佛教文学、佛教艺术、海外印迹等凡十一编，分别叙述，类似佛教百科。

与佛教辞书功能相关的其它着述的：白化文的《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9)，对汉地佛教的殿堂配置、诸佛菩萨、罗汉天神的造像特色、寺院的日常行事与节日活动等作系统介绍。马书田的《中国佛教诸神》(团结出版社，1994)，依经籍和传说，对中国佛教中的诸佛、菩萨、罗汉、神僧、诸天鬼作全面介绍和分析。

以上所述是近十年来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还有许多论着未能述及。综观十年来的中国佛教研究，研究方法日益客观，研究内容日益广泛，研究水平日益提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成绩斐然。但同时中国佛教研究复兴不久，还有大量工作要作。例如：在佛教典籍整理研究方面《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是中华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需要标点才能提高其利用率、充分实现它的学术价值。单行本佛典的点校注释，集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于一书，深受学者欢迎，还可以扩大规模，形成如禅宗典籍校释系列、净土典籍校注系列等。在佛教史编撰方面，唐以后的断代佛教史编撰仍是薄弱环节，禅宗史以外的其它宗派史还是空白。对佛教人物和佛教理论范畴的研究，虽有大量论文，但专着甚少。对外国佛教特别是日本研究佛教的大量成果介绍、吸取和研究还很不够。佛教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需要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总之，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佛教研究没有止境，中国佛教研究已从多方面展开，还有待继续加深、加强、开拓和系统化。相信经过持续不断地开拓前进，到下世纪，中国佛教研究会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