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佛教沦为私人化的功德信仰

李向平

人佛关系的私人化现象

信仰最初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以后演化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关系，直到形成最纯粹的信仰，才摆脱了社会因素的约束，或者是依赖于社会关系。G·西美尔认为，“信仰最初只是人与人之关系的一种形式。”所有的宗教形式都是由社会形式转化出来的，而一旦宗教形式凝聚成形，又会对其赖以形成的母体－社会形式产生规导作用。所以，宗教社会学里所谓信仰，就是对某个他者(超越体)的信任和忠靠性情感。而宗教作为一般社会关系的形式化，即使这种信赖和忠靠关系得到强化，从其它关系中独立出来，依其独特的旨趣重新规整社会关系。

因此，佛教信仰的真实内涵，实际上就是人佛关系的一种神圣建构，同时也能够在此人佛关系中反映了社会人际关系、身份地位的变异。关键的问题是，在佛教信仰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和超越这种关系，方才是真实的殊胜的佛教信仰。

至于上述的这种私人化的功德信仰现象，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却是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贫富、身份贵贱关系。这种信仰的社会特质，本质上就是一种私人化的神人关系、圣凡关系。这种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隐私般的表达方式。佛菩萨对自己的保佑，或许与别人没有关系，就好像人们到寺庙里烧香拜佛那样，各自卖香，各自求佛，私下许愿，天机不可泄露；愿望一旦满足，各自还愿，个人心机，个人自了。所以，一般庶民百姓、学者、白领、富人、甚至是官员，无不对此津津乐道，投身其中。

这种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它的主要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礼仪交换、精神关怀，依旧决定于私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制度化权力与个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换、整合的结构。在佛教层面，它们则充分彰显了佛教信仰的现代性问题。

佛教信仰的社会性

按照社会学理论的定义，其所谓“社会”，作为人际关系的整合，是一切自我存续的人类群体，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领域，自身享有比较独特的文化和制度。就中国当代的社会建设而言，它应是国家与市场之外的一大领域，既与国家与市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自成体系，独立而自在。

而佛教信仰的社会性，是指佛教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组织而言的。即佛教依靠自身丰富的信仰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超越私人化的功德信仰方式，在以寺庙僧团为基础的人间佛教模式里，把认同佛教信仰的各种人建构成一个“信仰共同体”或“功德共同体”，构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使他们具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具有一种价值认同和彼此交往的价值关联，终而发挥出一个社会系统应当具有的社会建设功能。近代中国佛教高僧太虚大师孜孜以求的佛教革命之一，也就是希望佛教能够走出寺庙，建设教团，在佛教与社会之间建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中介，从而使中国佛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关系，大致能够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希望中国佛教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

就此而言，现今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佛教信仰的新方式及其实践，正可表达出佛教信仰的这种社会性表达的趋向。主要有三种类型：

(1)法会共修，利益有情。这种共修方式，要求参加所有的佛教信徒必须参加共修，分享功德所得。而共修法会则组织各类信众参与共修，或由发心的道友在各地出资组织共修法会。

(2)社团运作形式。各种禅学会、佛学会、慈善事业组织、居士联谊会、各种学佛小组等等，使佛教信仰通过社团运作、社会法人或财团法人的方式，形成一个能够进行佛教信仰分享的群体活动、组织团契。

(3)企业公司共修。崛起于民营企业中的“佛教徒企业”，这是属于一种“信仰型企业或信仰型公司”。它们的组织运作及其系统设置，使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老板佛教徒能够通过公司、企业的运作系统而表达他们的个人信仰，并且在一个社会群体规模上，赋予其公司、企业的经济行动经营活动以一定程度的信仰意义。

正是上述这种佛教信仰和佛教功德的共修结构，能够使所有的佛教信徒共同分享佛教功德及其信仰。以上三者，大多为组织化或社团式的信仰共同体，正是通过由个业、独修而共业、共修、普遍缘起的信仰建构路径，人间佛教才能在佛教信众、佛教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关联，使抽象佛教信仰与具体佛教信仰实践，能够在一个社会化的信仰共同体之中得到协调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