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文化的专题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这一段时期内。而佛教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已是相当繁荣和强盛了。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通过夏商周三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诸子学说的融合，形成了以儒家、道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并造就了东方世界唯一强盛的汉帝国。

学佛的人不要小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样，学儒的人也不能小看佛教文化，它们三家，在中国通过两千多年的反覆较量，谁也排斥不了谁，终于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正如今天的西方文明不能轻视东方文明一样，东方文明也不必排斥西方文明，两者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精品，关键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融合。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中国从汉到唐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所以许多印度高僧都说中国有“大乘气象”，而从事佛教文化研究和修行的中国人，的确大多数都喜好大乘，那些著名高僧都有深厚的儒道文化素养。就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而言，三论、唯识、律宗和密宗这几派的印度文化气息就比较显著，而天台、华严、禅宗则中国文化的气息就重得多——在印度是难以找到这种文化气息的。其中，先有隋代智者大师开创的天台宗，以“一念三千”说明实相；以“空、假、中”、“三谛圆润”来阐明止观；更以“五时八教”对释迦一代时教作全面的判解，实为天台宗之精华与特点，在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中，最早成一家之言。

隋末唐初，吉藏开创三论宗，他师从释迦言教，继承龙树——鸠摩罗什以来的中观思想，提出“二藏三轮”的判教主张，认为“真、俗二谛”概括了释迦言教的全体，言教外别无所谓“二谛”的理境；更以“八不中道”、“四重玄意”层剃空有，无论立、破，均归于“无所得”；更提出了“若于无所得，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并是佛性”的主张。

唐玄奘大师归国后，对佛经的翻译，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人，共译经７５部，１３３５卷，以《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般若经》为中心，展现了印度佛教的全貌。并对与这三部经有关的经论，都作了相应的翻译和介绍，使人较为清楚地了解印度佛教发展的脉络。这种治学的气象，为印度学者所无，中国古代亦仅有玄奘一人。尤其是玄奘对《成唯识论》的编译，精深博大，成为历史外唯识学的唯一代表作；关于因明方法的应用，以至在印度所立论的“真唯识量”的绝对成就，也是印度因明中所无，实为玄奘大师的独创。唯识学的创立，为整个佛教理论的圆满，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藏大师创立华严宗，虽借鉴于天台、三论及玄奘的瑜伽学说，但其物标“别教一乘”“法界缘起无尽”则殊胜无匹。他把生死、涅槃、真俗、本末，因果等种种二相分别，全都归入“法界缘起”，点出了“因彻果海，困彻因缘”这一令人观止的宏大精深的菩萨境界。从教理出发，依据人们思想所能达到的理境，华严宗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

下面紧接着是禅宗的创立。虽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把释迦“拈花正宗”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开山祖师应是六祖慧能。禅宗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的百家争鸣盛况中站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旗，提倡“单传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会归于心，摆脱了一切教条的笼罗，并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体验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吹歌弹唱、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这虽然是马祖之后才大见开展，但具体端倪，都为《坛经》所蕴涵。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对各个欲得解脱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举世全无的特殊思想体系。有的学者把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内部本来就有，而儒学的思想，有的部分为禅宗所无。其实不然，禅宗许多特点都带有儒学或道家等中国文化的思想。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彻证“无生法忍”。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为中土文化所无。而禅宗内浸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疑问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开放出这样璀灿光明的花朵。

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化的佛教”不以为然，认为既是佛教，就应以印度佛教为标准。我认为，讲学术，讲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都不应该抹杀时代、地域、民族这些现实的存在。佛教讲缘起，这些都是缘起法的重要内容。用这种方法来看，说禅宗乃至天台、华严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是中华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后所绽放的花朵。如果不懂得禅宗(还包括天台、华严)，那么从随唐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你就深入不了。宋明理学表面上是儒学，而骨子里却是禅学，它的形成和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禅宗绝大的影响。如果在宋明理学中抽取出禅宗的成分，宋明理学就会黯然失色。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另外，在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所以说, 禅宗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专题, 不了解禅宗，就没有资格说了解了中国文化。

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打击的。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难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也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 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不包括藏传佛教)。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如此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世界的能力。

大家知道唯识法相这一宗派。玄奘大师到了印度，在那烂陀寺求学，这可是印度当时的最高学府。在留学期间，玄奘大师几乎学尽了印度佛教，并且成就超越了他的老师，成为印度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大师。梁启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千二百年前的留学生》，讲玄奘大师在印度备受尊重，全世界当时像玄奘大师这样的留学生是没法找的。当时印度有两个部落，为了争取玄奘讲经而大动干戈。玄奘大师在中国译经，成就是超越前人的，不论文彩和逻辑，其严密、庞博和系统，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也曾轰动一时。唐太宗对他极为尊敬，曾集王羲之的字为玄奘作了那篇有名的《三藏圣教序》。但玄奘大师所传的法，也就是唯识宗，在中国只传了四代，以后就传不下去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传不下去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其学术方法与中国人不那么融合，中国人喜欢简洁，对繁琐的印度经院哲学不感兴趣。今天的学者们，若读那套经论，同样会感到头痛和不耐烦。所以除极少数专业学者之外，大多数僧人、士大夫是钻不进去的，遂难以产生大的社会影响，也难以在社会中、在民众中普及。所以唯识宗只传了四代就销声匿迹了。三论宗、密宗也是这个原因，当然还有上面提到的唐武宗灭法这个因素。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禅宗在当时没有寺院，寺院经济及经典文献上的包袱，唐武宗灭佛几乎毁坏了全国的寺院和典章文献，但却没有伤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时，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禅宗的这些特点，较其它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禅是印度语，有净虑、思维修、定等多层含义。大乘佛教讲六度万行。中国佛教在此基础上又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戒是约束，定是收心，在此基础上引发智慧。有了智慧，就可以断除无明，超越三界而成佛。

以印度佛教而言，“禅”、“禅那”就是禅定，思维修、净虑。其功行和含义是扫除精神中的杂质，进入最优越的思维程序，并且把精神中的“力”集中起来，对所研究的对象加以深切的关注和体会。禅与般若的智慧是并行的，与戒一样，是单独的一个学科，它们的统一是在修行者的更高层次上。这里的禅，还不是禅宗之禅，要知道，在印度佛教里是没有禅宗的。

禅宗既然是佛教里的一个宗派，为什么要称自己是“教外别传”呢？禅宗产生于佛教鼎盛的盛唐，当时天台、唯识、华严、三论几大宗派在学术上极为繁荣，是中国佛学的黄金时代。禅宗认为这些派别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善于使用逻辑思维来阐扬佛教的，故称之为“教下”。而禅宗自称为“宗下”——宗者，万法归宗也。禅宗认为，这些讲经释论的人，说的是空头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具体个人却往往在戒定慧上功行不够，教理愈演愈繁，学习者个人的体验证悟并没有多少。禅宗针对这种状况，就特别强调修行的实践，并在其中了生脱死，当下解脱，顿悟成佛。禅宗认为这是佛法归宗之处，所以特别加以强调。如教下常讲“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这应该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阐述呢，还是为人直接在“转”“圆”上用功呢？禅宗强调的是后者，并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所以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形成了一个专题。这不是一二十天能讲完讲透的，这里我们以《坛经》为契机，使大家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学佛的目的在于真实受用

印度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公认的“初祖”——开山祖师，传说梁武帝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实践家。他在中国传的法与其它宗派有什么不同呢？大家不妨听听。不过这里是依据禅宗灯录上讲的，不是依据《高僧传》和其它的一些有关达摩的记载来讲，因为讲禅宗，当然得用灯录。

在《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许多灯录上都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有次在灵山会上，面对百万人天听众一言不发，只举起一朵花来开示大家。“百万人天”全都莫名其妙，唯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佛便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个故事叫“灵山拈花”，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拈花一笑”就出自于此。这个“法”是怎么“传”的呢？根本没有传，就是佛在这里拈了一下花，迦叶在那边笑了一笑而已。但这样是“印心”，以心印心，以我的心，印你的心，轻松自在，什么也没有，而无上妙法却实实在在就这样传下去了，而且一代二代三代，一直传到二十八代的达摩。达摩看到中国有大乘气象，于是乘船到中国建立禅宗。从达摩、二祖、三祖、四祖、五祖，都是这样传的法，都没有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非常微妙。你如果用现在的分别心，用判断、分析、归纳等逻辑思维方法，试图去测度、了解、把握，是绝对无益的，进不去的，所以称为“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

有些人认为“灵山拈花”这则公案在印度大小乘经论里没有记载，因而对此产生了怀疑，这是自然的。在宋朝时有这样的记载：王安石是宰相，也是一个佛教徒，自号“半山居士”。有一次他问佛慧泉禅师：灵山拈花公案出自何处？这位著名的禅师也不知道，说：历代祖师们都这样说，但没有人查到过出处。王安石说这个公案的出处我知道，我在皇上的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梵天问佛决疑经》，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公案。虽然有这么个记载，可历史上中国的僧人们从来未见过这部经，也没有人提到过这部经。前几年我在北京佛学院讲课，在图书馆里翻阅日本《卐续藏经》时，看到其中居然收集有这部经，里面的确有“灵山拈花”的记载，与禅宗灯录中所说的差不多。不过，这部经不知是什么时候伪造出来的，里面还讲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专利，印度是没有这套东西的。说它是后人造的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个公案的确很美，很巧，充分体现了禅宗的特点和灵气。

从古到今，历来都有一些否定禅宗的议论，如“灵山拈花”是杜撰的，西天二十八祖是杜撰的，《坛经》的作者不是六祖大师等等。如果从历史学、考据学的方法上探讨，这些议论也未必没有道理。以这种方法穷追下去，释迦佛、老子、庄子、耶稣等许多历史人物是否真有其人都可以打上问号。但是佛教不是历史学，不是考据学，而是帮助我们解脱于生死苦海的学问与实践。深化的目的在于人生的真实受用，而不在于其它世间学问。

我有个譬喻，我贾题韬大家不会怀疑是否真有其人吧？如果要考证我这个人，就必须考证我祖父、曾祖父、太祖父，乃至始祖一元公是谁，才能证明我贾题韬是否是合理的存在，这未免太荒谬了吧！对不起，我也说不清我太祖父以上的情况了，连名字都记不得了，是否我就没有这些先人了呢？当然不对。有我的存在，在我之前就必然有我的历代先人。试问，能把一个家谱背上几十代有何意义？考据固然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研究佛教的重点，应是它的思想体系和我们身心性命的实践。佛教的存在，禅宗的存在是个事实，我们应当根据现在佛教的情况去联系历史上的发展，从而弄清楚其思想体系和实践方法就行了。释迦佛活了８０岁还是释迦佛，活了７９岁还是释迦佛，说他只活了６０岁还是释迦佛，但这些考证对整个佛教有何相关？对自己的修行有何相关？

任何宗教都有它的追求，信奉的是绝对的对象。以天主教来说，它信奉上帝，上帝是神，是绝对的，最后的归宿根本不必考虑。上帝产生于哪个时代，那是无法考证的。但对天主教徒来说，相信上帝就行了，天主教就成立了。现在有些研究佛教的人向外国人学那些繁琐的历史方法，很时髦，点大的事就要写出砖头厚的书，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研究禅宗，知道西天有二十八祖的传说就行了，只要有人把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这就足够了。我们就可以依法修行，依教修行，以求解脱。人生无常，生死事大，百年光阴弹指即逝。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上面得到真实的用处，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事情。

《坛经》的特点

禅宗的典藉很多，在藏经里就有四百多部，数以千卷记。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坛经》呢？首先，六祖慧能大师是真正意义上禅宗的开山祖师，是禅宗的源头，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对这点，以后将要谈到。第二，《坛经》内容丰富、生动、精深而质朴，对唐代的中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都有涉及。这就便于结合各大宗派进行比较和分析，观其异同，便可以从中看到禅宗在佛教内的地位和特点。第三，《坛经》是语录体，文字简明易读，不像后来的公案晦涩艰深，局外人无从下手。基于以上三点，我选择《坛经》作为阐述禅宗的蓝本。还有，禅宗以后无论怎么发展、演变，都可以在《坛经》中看到其中的原型。了解了《坛经》，悟出了其中的真趣，你就可以在禅海中自由畅泳，痛饮甘露；你就可以与历代祖师畅所欲言，交朋结友；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感到脚跟落地，并与环境融为一体……总之，希望大家珍惜这次共同学习的因缘。

《坛经》及其几种版本

在学习《坛经》之前，我先就《坛经》其书的由来，几种版本的同异，简约谈谈我的看法。这涉及到宗教修行方法与一般学习研究方法在“方法”上的巨大鸿沟。关于这点，我在前面已有所提示。

首先回顾一下《坛经》在历史中的面貌。《坛经》是由六祖大师宣讲，其弟子法海记录而成的。为什么取名《坛经》呢？这因为六祖是在广州光孝寺受的戒，受戒之处有个戒坛，此戒坛传说是南朝刘宋时期一个叫求那跋陀罗三藏法师的印度高僧所建。这位印度高僧对中国佛教贡献很大，翻译了许多佛经，他说光孝寺地方很好，并立碑预言说后世有肉身菩萨在此受戒。

六祖在五祖那里得法后回到广东，隐居了１５年才到光孝寺。印宗法师是该寺的方丈，他请六祖说法，但六祖当时还是行者而不是比丘，所以印宗法师就给六祖剃发、授戒。受了比丘戒后，六祖就在戒坛上开始说法。弟子把六祖的法语记录下来后，加了一个总题目，就是《坛经》。当然，《坛经》里讲的内容并不都是在这里讲的，但第一次是在这里讲的，所以特别把这个因缘点出来。

据说六祖不识字，但从记录来看，也可能认得一些字，不过文化程度是很低的。所以《坛经》记录下来的基本是白话，不像其它佛教经论那么难读，从中也可以看到记录人的文化也不高。

《坛经》在当时是手抄本，没有刻版发行。最初的抄本与后来历代的刻版有许多不同之处。据《景德传灯录》载，六祖第一代弟子南阳慧忠国师，就批评一些人篡改《坛经》，他说：“把《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岂成言教！”但后来的几种《坛经》流行本，却为禅宗接受，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坛经》在国内流行的主要有四种版本：第一就是六祖弟子法海记录的原本，叫法海本，法海本是清未在敦煌发现的写本，唐末以来，在世上没有得到流传；二是唐代惠昕和尚传下来的，惠昕本和法海本相较，内容、字句、数量上就有了一些出入；到了宋代，杭州灵隐寺的名僧契嵩又传出一个本子，契嵩本的内容就更多一些，与法海本的出入也更大一些；到了元代，广州光孝寺的宗宝和尚又传出一个本子，内容最多，约2.4万字，比法海本多了一倍。宗宝本由于文字畅美，境界通达，比前面的几个本子都好，所以长期以来，几乎成为《坛经》唯一的流行本。我们今天学习的，就选用这个宗宝本。

有的因为《坛经》历经修改，就认为是伪经，就不愿意学；有的认为只有敦煌本最可靠，其它的不可靠。其实这些看法是不必要的，你能在世界上找到几样自古至今就是原封原样，没有变动过的东西吗？现在一个部门要下一个文件，或作一场报告，不知要修改多少次。一个成熟的作品，常常需多次的修改，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坛经》的中心意思没有变，仍是六祖的原意，其文字后代禅师们是有所修改，但改得好，使六祖大师的禅法显得更简易、更明白、更易于人们的接受，这是大好事。我们偏重于实践的通畅和义理的抉择，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的考证上，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了解一些就行了。这个问题前几年在文殊院讲《坛经》时，我曾重点强调过，今天再重复一下。我偏重于使自己能得受用，为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就是希望大家能在人生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找到一个出路。

对大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