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群众路线”是汉传佛教发展的基本远见

   日期:2015/4/24 23:32: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提要：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再也不会出现在农村或山区，而只是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名流间，居士也只会趋附于小资名流或富人族群，农村或山区再也没有佛教徒的踪迹，那么，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终将会因为内涵和外延的降格与浅薄化，丧失作为中华文明主体成份的地位。我们有责任也有理由为这份宝贵的传统文化瑰宝进行呼吁：脱离群众的佛教没前途，而“群众路线”，则是汉传佛教发展所必备的基本远见。　　

　　(图：2006年明贤法师与台湾慧在法师重走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之路)

　　前段时间，南京几大落马高官和当地佛教僧侣之间的往来旧事，频繁见诸媒体头条。一边是深陷滚滚红尘的贪腐高官，一边是标榜朗朗清净的高僧大德，这两个反差极大的角色所演绎的是非纠葛，成为了大众舆论绝佳的热炒题材。

　　相关的时事评论针对贪官和高僧之间的交往，提出了很多需要探讨的主题，比如“佛门到底还能不能救度贪官”、“有悔改之心的贪官还有没有被救赎的资格”等等。然而实际上，贪官加高僧这个组合所真正戳到的佛教的痛点，是一个“路线问题”。

　　是努力攀附达官显贵，走一条虚假繁荣与意外风险并存的高端路线，还是潜心依靠最广大最基层的民众，依本分而朴素修行,走一条踏实稳健与广阔未来并存的群众路线?

　　这样的基本远见上若存在昏聩不明与抉择失误，该是当今佛门的重大忧患吧!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再也不会出现在农村或山区，而只是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名流间，居士也只会趋附于小资名流或富人族群，农村或山区再也没有佛教徒的踪迹，那么，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终将会因为内涵和外延的降格与浅薄化，丧失作为中华文明主体成份的地位。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当然有责任、有理由忧思，并大声疾呼：脱离群众的佛教没前途，而“群众路线”，则是汉传佛教发展所必备的基本远见。

　　一、负面标签：当今佛门的大众观感

　　南京官场和道场两个舞台上的部分故事情节，曾一再被看客们“津津乐道”。大众在其中看到了贪官们对祈福免祸的滑稽依赖，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某某演了一出“鞋拔门”——获赠了来自方丈释传真悉心准备的礼品“鞋拔”，却没有如愿被提拔，反而立刻被“斜拔”到了中纪委。

　　大众也同时看到了佛教法师对官场规则的谙熟于心，比如传真法师“平安落地就是阿弥陀佛”“有文化没文化要学会听话”这些经典“语录”的曝光，俨然就是高官们的心理辅导师兼行动指导员。

　　正是这些“深情厚谊”，使得当贪官们被拉下马的时候，与之有瓜葛的高僧也一并在大众观感中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这样的负面标签和人民群众痛恨贪官的负面情绪有关，而这样的负面情绪又和先前民众一直期待的公平正义等社会核心价值的暂时落空有关。

　　或许佛门的高僧大德在面对贪官时，施展了凡夫难以察觉的特殊慈悲来实施“救度”，但却一不小心成为了整个社会负面情绪的发泄口，成为大众观感中的“山寨货色”。

　　实际上当今佛门所背的黑锅远不止这一口。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借教敛财”，实际上大多是地方政商勾结，挟持无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僧团来冒名敛财，但败坏的却是整个佛门清誉。同样，流窜各地甚至国外的假僧人假尼僧，当街骗钱、滋扰民众，严重抹黑了真正僧团的庄严形象。还有一些半吊子佛教票友弄出的所谓“罗氏现象”，打着佛教招牌随意利用佛教、庸俗演绎佛教、勾兑心灵鸡汤等等，使得佛法在大众心目中浅薄化、娱乐化、工具化。

　　然而这么多黑锅在身，原因却并不都是外在的。内在需自强，佛门自己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坚守底线、构筑主体自觉性，那么陷入“巴泽尔困境”就是必然——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就逃不了被外界力量扭曲甚至蹂躏的命运。

　　二、毛主席：汉传佛教的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毛主席曾经评价道，释迦牟尼佛当年放着王公贵族不做，出家深入百姓，做的是群众领袖。又说，“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经典，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这实际上给与了汉传佛教禅宗在传统信仰领域的最高地位，因为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当一个宗教是人民的宗教时，其所践行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稳健成就的保障。

　　相反，当一个宗教脱离群众走向不胜冰寒的高冷处时，其命运也将走向飘摇与不测。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惨痛的教训。唐武宗李炎所发动的灭佛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就缘起于部分高僧大德与贪腐不轨高官之间的复杂结交。

　　脱离民众根基，攀附风口浪尖上的权贵，仅得一时风光，却给僧团的安身立命乃至于佛门的前程都增加了无穷的危险系数。鹊起的盛名与聚敛的巨富，并非滋养之源而是倾覆洪流。

　　三、大寺院的朋友圈里，贪官豪门或许只是个头像

　　如今很多都市寺院包括山间大丛林的朋友圈里，都不乏高官巨富这些“大姓长者”。方丈们常常随缘地忙于培育这类缘分，而对于普通穷苦的民众，渐渐地难以放低姿态、勾下腰身，像经典中所言的那样去“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

　　事实上，尤其是一些不义之财来得太容易的部分豪门贵族，他们的信仰圈儿往往是变动不居随时更新的。这个群体表面上看似对某些有影响力的大德们敬重有加，但其选择性也往往是没有定准的，多数在信仰的自由市场上游逛挑拣，今天可以选佛教来祈福，明天可以选道教来免祸，后天或可以选天主基督去寄托忧愁……

　　而真正能够成为佛教护法生态中坚实力量的，还是那些真诚的、为着生命疑团寻找信仰的朴实生活的民众。

　　历史可以再次给我们佐证。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正是因为礼贤下士，躬身抚恤贫穷朴实的民众，才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战国名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己也才终究依靠民众的爱戴与恩惠，得以保全自身颐养天年。

　　对于法师们来讲，与其做贪官豪门的一个临时过渡的选项，还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那些真为信仰发菩提心，可以真正为利乐有情和弘护正法构筑基石的劳苦大众身上。这本身就应是佛门内已经拥有出离心的法师们不言而喻的担当，同时也是一个保障佛门传承的基本前提，原本不必饶舌多言。

　　四、佛教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当今大众视野里，几乎就那么几个大都市“经济发达”寺院的新闻翻来覆去地呈现，实际多少掩盖了大陆汉传佛教界的基本生存现状。根据重庆道坚法师的了解统计，汉地大约有60-70%之多的寺庙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劳动自养，难以为继。

　　整体状况如此，又何谈以少数高端寺院的高端路线为模板，去打造镜花水月的虚假繁荣呢?那岂不是把仅有的一点生存余地都耗散殆尽了么?

　　什么才是未来的发展模板，什么才是正确地跟进路线?不妨参阅，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曾提出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暂且不论这个口号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与是否合时宜，至少在当下，佛教对这条思路的郑重规划，刻不容缓。

　　近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近几十年来，各类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在广大农村的急促推展、影响深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常态”。在农村在山区，基督教等可谓是不遗余力，调动一切资源深耕厚养投棋布子，积蓄未来的发力空间。然而目前这个严峻现状，却并不被大多数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所重视。

　　只看到佛教大德们在繁华地带、隆重场合华丽现身，但在农村和山区那些贫困静默的地带，却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踪迹。长年累月下去，中国最广阔的佛教阵营就会如此不翼而自失。

　　五、基本远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借用官方的这句号召，并不是跟风，也不是比附，这的的确确是汉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远见，是教界有待达成的基本共识。缺乏这个远见和共识，接踵而来的或许就是潜在危机的现实爆发。

　　成千上万的僧人群体，如今只是球聚在物质和权力资源最为集中的繁华地带(他们或已经丧失到山区或农村去弘法或生存的基本能力)，而这些圈子往往又是问题最容易爆发、稳定性最脆弱的空间。比方很简单，当腐败的问题在全社会被揭露出来时，我们也日益看到更多的高僧大德被连带到聚光灯之下。

　　政府和民众，可以因为僧侣是所谓的“方外之人”而适当宽容，但这不代表佛教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会宽容。还是守培法师那句话，穿越百年仍然振聋发聩：

　　“我等僧徒，因披了这一领方袍，禁止我不到政府与人争权，禁止我不到社会与人夺利，免堕与万劫不拔之深坑;佛教不随流入海，而教人返流归源，是真进化——是以佛教在人欲横流中作砥柱，而为人民谋幸福也。”(明贤写于2014与2015辞旧迎新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