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中华性格

   日期:2015/6/1 7:32: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内容摘要：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指出，‘跨民族的宗教是存在的，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是没有的。’[1]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间习俗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习俗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重点探讨了佛教在塑造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伦理义务’的道德观、‘修身养性’的人生观、‘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理想和‘忠恕仁义’的处世原则等?大性格特征的过程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民族性格天人合一大同社会人间净土以孝治天下修身养性心性论人权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性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由于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造成中国人性格的复杂性。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一直是中、外学者和民间讨论的热门话题。严复[2]、陈独秀[3]、鲁迅[4]、林堂[5]、胡适[6]、潘光旦、柏杨[7]、李敖、孙隆基[8]、陶杰和龙应台等中国学者则写下了无数尖锐又不失深刻之作，唤醒无数中国人对民族性格中的小农思想、狭隘自私、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负面因素进行、反思;而李约瑟、罗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外国学者在赞扬中国人勤劳节俭、谦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等特性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缺乏进取、逆来顺受等负面性格。本文试图从中国人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治国思想、社会理想和处世原则等方面入手，探索佛教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帮助人们加深了解中国民族的深层心理和精神依托。

　　1、‘天人合一’与‘缘起法’

　　西方人认为，‘人是独立个体’，而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大自然、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因此，古人不会把人与自然分割、对立起来，而是二者互相包容、相得?彰。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成为炎黄子孙性格的重要特征。‘天’是天道，即自然之理性，佛教的‘缘起法’对此有完美的诠释，说明世界是众缘所成，物种是此生彼长，顺着自然的变化，适者生存之规律，有情众生和植物在分享地球资源，发展出大自然的生物链。‘缘起法’告诫人们，人类只是生物链中的一环。然而，拥有高科技的现代人，自视为万物之灵，可以随意夺取地球资源，认为这是我所应该得到的、这是我应该拥有的、这是我应该利用的。这种自我执着的思想从此影响着人类，佛教称之为‘我、我所’，属于贪欲的一种表现。在利欲的驱使之下，不少人以损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却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令人震撼的影响，使得自然灾难频频发生：全球变暖、冰山破裂、洪水泛滥、风雪袭击、大海咆哮、大地震动、病毒变种、疫症横行……灾难性的惩罚一再提醒人们‘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佛教的‘缘起法’从理论上阐释?‘天人合一’的合?性因而成为中国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2、‘伦理义务’与‘业力缘起’

　　依据《礼记·礼运》记载，尧、舜时代，天下为公，人人尽职，法律仅仅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手段，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道德观--责任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为私，礼崩乐坏，群雄并起，孔子主张恢复礼教，克己复礼。具体做法是：用五常(仁、义、礼、智、信)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要求每一个人在明白自己身份的同时，严守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由此可见，儒家道德观的核心是‘责任’二字。千百年来，这种道德责任感一直占据中国伦理道德的主流，鼓励无数仁人义士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与责任感。[9]

　　然而，如果有人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又当如何?诸子百家因对人性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差别。儒家基于‘人之初，性本善’之理解，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以德为政，通过礼乐教化，使百姓向善，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法律只是在德治无法施行时才采用的工具。法家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只有树立君主绝对的权威，明订赏罚，通过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使万民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换而言之，以严刑作阻吓，使人民不敢违法，用厚赏作鼓励，使人民乐于守法，以达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然而秦朝依此主张治国二世便亡。鉴于以上两种手段都无法使万民心甘情愿地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道家认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统治者有所为而造成的，基于人的本性乃自然无为这种看法，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然而这种主张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如何才能使一个人自觉地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东来，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注入了新的血液。儒家只提出了人们今生今世要为君主、社会及一切人伦关系担负责任的要求，但却没有提供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有力理由，因此在执行时往往有点力不从心。佛教的‘业力缘起’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尽这样的责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言不报，时节未到’的因果报应定律，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二。

　　3、‘修身养性’与‘自净其意’

　　《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千百年来，人们把‘修身养性’、‘治国安邦’看成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

　　佛教强调，‘修身养性’，重在对心?的净化。正如《法句经》云，‘诸法意先导，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兽足。’这说明染污的心引发不道德的行为，烦恼随之而起。以贪心为例，人‘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10]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便想占有，贪欲生起，由此而引发各种人生、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佛陀所云，‘诸苦所因，贪欲为本。’[11]

　　‘诸法意先导，意主意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这说明，有了清净的心，才会有清净的行为和高雅的语言。换而言之，心灵的净化，是‘修身养性’的关键。佛教以心性的转化为中心来说明‘修身养性’的关键与实践方法，形成‘心性论’，深深地影响着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家的发展，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三。

　　4、‘孝顺’与‘报恩’

　　儒家以孝为中心，把这种仁爱恭顺父母之心推广到君王则忠诚，推广到兄弟则友爱，推广到夫妇则和睦，推广到朋友则守信，推广到天下人民，则能敬爱天下的人民。这种‘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在中国社会不断得到强化。汉魏两晋时，‘父为子纲’成了封建社会精神道德支柱的‘三纲’之一，进一步巩固了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宋代，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父子君臣’更成了天下之定理，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了封建道德的金科玉律。由此可见，儒家‘孝’的特色，是子绝对服从于双亲，臣绝对服从于天子。换而言之，凡是双亲的命令和天子的敕旨同样是绝对至上而必须遵守的，以此谓之‘孝子’。是以父子的关系，形成‘绝对者’与‘服从者’的尊与卑，来定为‘孝’的伦理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见，儒家强调孝道的重要，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而才要求人们被动地顺从。佛教东来，为了适应中国的孝道文化，把行孝看成是守戒之总纲与前提。《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12]于此佛陀明确提出‘孝名为戒’，可见孝在大乘佛教中处于何等位置。更重要的是，佛家的孝是根据后天经验，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恩德而来的，说明‘孝顺’的原因是‘报恩’。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和姚秦鸠摩罗什译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等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描述特别深刻详细，可见佛教孝道的本质，确实根源于‘报恩’思想。这对不分好坏而绝对服从的儒家孝道理论正好是一个修正与补充，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四，造就了一个礼义之邦。

　　5、‘大同社会’与‘人间净土’

　　‘由小康到大同’，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理想的社会。‘大同’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任能，是一个和谐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次序、和睦安定的社会。

　　佛教中的净土，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完美的体现。净土世界中一切人物、自然景观都是庄严、清净、完美、良化的。历代祖师大德们一直致力于把人间净土化。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印顺导师的‘人生佛教’为人间净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星云大师、证严法师、赵朴初老居士将人间佛教付之行动，引导民众用佛法来化解自己面对的世间、出世间的种种问题，充分发扬佛教义理和无我济世的菩萨精神，通过自心的净化达到器世间(环境)的净化，及有情世间(大众)的净化，从而实现人间净土。正如《维摩经·佛国品》所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对‘大同社会’、‘人间净土’理想社会的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五。

　　6、‘仁义’与‘慈悲’

　　千百年来，‘忠恕仁义’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其中‘仁’是人的本质特性，其内涵是指爱人，‘仁者爱人’。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的‘大慈大悲’思想深化了传统的‘仁爱’思想。龙树菩萨以‘慈’定义‘爱护’，以‘悲’定义‘怜悯’，将慈悲的对象扩展至一切众生的身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大慈’能与乐，‘大悲’可拔苦。体现慈悲的精神，才是尊重‘人权’的真正意义。这种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一，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结论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间习俗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教义、无与伦比的哲学思辩和佛门大智慧，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牟钟鉴，‘试论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中国宗教》2008年07月11日。

　　[2]严复，(1895)，‘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立简字。……’。《论世变之极》。

　　[3]陈独秀(1915)‘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了。……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

　　[4]鲁迅，《阿Q正传》。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6]胡适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贫病愚私’?。

　　[7]柏杨，《丑?的中国人》。

　　[8]孙隆基(1985)《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唐山出版。

　　[9]参见：张载(北宋)《张载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第376页。

　　[10]圣严，《108自在语》。

　　[11]《法华经·譬喻品》。

　　[12]《梵网经·舍那佛?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T24.1004a24-5。

　　[13]牟钟鉴(2008)，‘试论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中国宗教》2008年07月11日。

　　[14]严复，(1895)，‘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论世变之极》。

　　[15]陈独秀(1915)‘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