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维晚年为什么一心向佛

   日期:2015/10/27 8:18: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字摩诘，河东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服药阳喑，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附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同时终其一生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身居显位，这在古代诗人的行列中是不多见的。然而更奇怪的是在官职越来越高的晚年，王维却产生了很明显的隐逸思想。本文旨在通过他晚年的几首诗歌让读者了解王维晚年的隐逸思想，然后从几个方面发掘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王维隐逸思想成因,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只要有机会和条件，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把社稷百姓看得很重，会尽自己的所能为之服务的;只有仕途黯淡，境况窘迫的时候才想着要“独善其身”。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唐朝的大诗人王维似乎就是个例外。大概由于文学和政治对人的能力的要求颇为不同之故罢，细细想来就会发现我国古时那么多的大文人，真正能把官做到极致的并不多;仕途坎坷，浮沉不定的例子倒是俯拾皆是。王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先来简略地了解一下这位大诗人。

　　王维，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盛唐时期的著名田园诗人。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开元九年(721) 中进士第(据说还是状元)，为大乐丞。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后归至长安。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被擢为右拾遗。二十四年 (736)张九龄罢相。王维也于次年贬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乱后降职为太子中允，后复累迁至给事中，后又官至尚书右丞。

　　这里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王维的做官经历，就是想说明他虽然一生中官职也有上下的变动，但总得说来还是很顺利的，最终还当上了尚书右丞，这就是宰相了!按照“兼济天下”的说法，王维应该忠心于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才对。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能否认，早年的王维也曾有过这样的抱负和追求，可是到了他的晚年，随着官职的升高，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我们通过他晚年的几首诗来了解一下王维当时的思想状态。

　　其一，王维在《酬张少府》这首诗中这样写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首诗太能说明问题了，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自己晚年的想法，诗一开头就是“惟好静”，乃至“万事不关心”，恬淡达观的感觉油然而生。下面几句中大力描绘自己在“返旧林”之后的生活情景：迎着松林吹来的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这是多么令人舒心惬意啊!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从写诗的艺术技巧上来说，也是很高明的。读着“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和“渔歌入浦深”这样的诗句，谁还能想到这诗的作者竟然还是位曾居宰相的高官呢?其二，来说一说王维的那首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山居秋暝》。原诗是这样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此诗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它的颔联，因为王维把秋天雨后山中的环境描绘得淋漓尽致：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洌，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通过这两句诗可以看出，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象这样的诗句非心静隐逸之人不可到出。这一点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被更明显得表达出来：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孙在这里指诗人自己，是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的诗意，说山居的景色特别美，使人流连忘返，醉心其中，哪里还管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且去享受这无边的隐逸之乐去吧。

　　还有一首诗也颇能说明问题，就是《终南别业》。诗是这样写的：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对于这首诗来说，只关注其中的一联也就足够了，就是它的颈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潜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见《归去来兮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随遇而安的闲适恬淡的心境闲适也就明白揭出了。

　　无须再多举例子，凭上面三首诗就可以明白地看出，王维晚年虽身居高位，但隐逸避世的思想却时时显露出来。当然，在他早年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隐居行动。比如，在他擢第后的第七年就曾经有过隐居的行为，但那时因为他刚做大乐丞才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仕途上的曲折加上他在济州的一些经历使他产生的这种思想，只是一时的，并没有使他彻底地隐居起来。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不遇咏》中有这样的句子：“北阙献书寝不报，南山种田时不登。……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的眼光扔关注着现实，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官复原职，施展抱负。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他的晚年官职高了，没有了仕途的不顺，反而隐逸思想更强烈了呢?笔者经过多方面的搜集整理，得到下面几个原因，希望

　　揭示这个中原因。

　　一、王维一生笃信佛教，受到佛教避世思想的影响很深。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的名和字就直接取自佛教菩萨维摩诘。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据推算，王维母崔氏最晚在他八九岁(708—709)时即已师事北宗高僧普寂。而这些对幼年的王维肯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被称作“诗佛”看来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另，不管《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明确地肯定王维是信佛的。据《旧唐书》记载，“维弟兄(其弟王缙，下文还会提到)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 ”，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新唐书》中亦有类似记载，只是稍微简略些。这些足以说明，王维由于笃信佛教，在晚年产生了隐逸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行动，做官的同时“得宋之问蓝田别墅”(《旧唐书》)，并隐居于此，“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

　　二、王维在安史之乱前后遭到巨大的打击，以致心灰意冷。

　　王维在朝期间经历了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旧唐书》中是这样叙述这件事情的经过的：“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虽是出于无奈，可王维逃脱不了朝廷的惩治，幸好他在为乱朝伪官时写了那首《凝碧诗》，表达了他当时对朝廷的忠心，对国家的担忧，再加上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减自己刑部侍郎的官职为他赎罪，因而得到当时皇帝唐肃宗的宽宥，不光没有治什么罪，反而还“责授太子中允”(《旧唐书》)。后来他的官职还得到一路上升，直到尚书右丞。尽管没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王维却身很是心灰意冷了，他不再象年轻时一样抱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希望做出什么业绩来，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田园，倾向于隐逸生活了。三、朝廷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

　　唐玄宗后期，政治统治开始由前期的清明转向腐朽。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次年四月，张又被贬为荆州长史。而李林甫任中书令，大权独揽。这是玄宗政治统治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朝政日益荒废，腐败现象日益暴露。大批奸臣出现在朝堂之上，忠直之士却受到排挤甚至打击。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奸臣杨国忠执掌了朝廷的大权，玄宗的统治状况进一步恶化。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场。开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于是只能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知道，王维在晚年时期确实在形式过着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可是我们可以断言，在他的心中自己恐怕已经是一个隐士，而不是朝廷上重要的官员了。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在上面进行了分析，虽然未必全面，但是也基本上能说明其中缘故了。此文来源网络感谢原作者。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