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印佛教交流勾沉

——以玄奘纪念堂为线索

圣凯法师

    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末年逐渐在中国生根、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所以，中印佛教的交流源远流长。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两国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玄奘纪念堂”的落成是一项重大活动。

    “玄奘纪念堂”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两国佛教交流的见证物。1947年印度独立。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亲切会面，揭开新时期中印友好交往的序幕。50年代，中印在教育、经济贸易、文化上都有着密切的交流，这段时间被称为中印交往的“蜜月时期”。

    1954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北京签订了两国《于关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第三条为专门关于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的规定，其原文如下：

    第三条关于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缔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各款的规定办理：

    一、凡属印度的喇嘛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中国西藏地方的康仁波清(第拉斯山)和马法木错(玛那萨罗瓦湖)朝拜。

    二、凡属中国西藏地方的喇嘛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印度的贝纳拉斯、鹿野苑、加雅和桑吉四地朝拜。

    三、凡按惯例往拉萨朝拜者，仍依照习惯办理之。

    1954年10月17日，以乌玛•尼赫鲁夫人为首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一行33人，到达西安后，参观了象征中印悠久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古迹――兴教寺和大雁塔。他们对唐代高僧玄奘驻锡的兴教寺和大雁塔印象极为深刻。乌玛•尼赫鲁夫人在玄奘和尚墓前献了花圈。他们还参观了庆仁寺、陕西省图书馆珍藏多年的藏经。同时，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到京后，于10月21日上午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北京参加游览了天坛、雍和宫和故宫。在雍和宫，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永佑殿的释迦牟尼佛像，参观了喇嘛们念《长寿经》，并看到了万福阁的身高二十五公尺的接引佛像。他们在这个巨大的佛像面前瞻望良久，并向陪同参观的人询问了关于这尊佛像的一些故事和来历。

    1956年3月13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和拉萨哲蚌寺堪布坚白承烈应印度比哈尔省政府邀请出席菩提伽耶咨询委员会会议，4月4日回到北京。

    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巴波托教授，于1956年5月9日上午参观北京广济寺。参观后，中国佛教协会举行座谈会，邀请巴波托教授和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常务理事、广济寺住持大悲法师等进行座谈。座谈会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主持。在座谈会上，巴波托教授首先介绍他自己研究佛学已有二十余年，并对《解脱道论》、《清净道论》、《善见律》的汉文和巴利文，以及《义足经》的汉文和梵文本进行对照研究，并有著作出版社，而且介绍了佛学研究在印度的现状。

    1956年9月8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由印度、锡兰、尼泊尔、老拗、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的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印度比丘、印度摩诃菩提会管理部委员巴丹•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担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先后到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沈阳、长春等地参观访问了佛教名胜古迹、佛教团体和一些工业建设单位。9月28日，中国佛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应邀参加，团长印度阿难陀大师致词，他在讲话中，希望亚洲国家没有建立佛学研究机构的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佛学研究机构要进行国际合作，建议佛学院增设《比较研究》一项科目，希望中国佛学院与印度的那烂陀大学密切合作。10月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

    1956年11月23日，中国佛教团前往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活动，参与世界佛教艺术展览会和“佛教对人类的贡献”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论文并发表了演说。这时，周恩来总理也到印度访问。11月25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的邀请，分乘两架飞机到达新德里，工作委员会主席、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工作委员会名誉主席、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各国佛教长老、印度政府官员、华侨和各阶层人士。两万德里市民聚集在机场上，机场装饰着旗帜和彩幡，热烈欢呼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光临。尼赫鲁总理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献了哈达，向他们表示欢迎。25日下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在总统府分别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26日上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拜会了尼赫鲁总理。随后，他们参加了“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举办的。

    1957年1月12日下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那烂陀代表中国政府把玄奘顶骨一份、玄奘的译著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以及《碛沙藏》一部赠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顶骨，然后转交给那烂陀研究院。达赖还代表了中国政府捐赠人民币三十万作为在那烂陀建设玄奘纪念堂的费用，并且把纪念堂的设计草图一份交给尼赫鲁。尼赫鲁在致词中说，这次仪式使我们回到了一千三百年以前，并且提醒了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有多么悠久。我们也想起了玄奘和他的伟大，因为他不仅克服了气候和喜玛拉雅山的崇山峻岭的困难而来到了印度，而且还进行学习，并且把学到的东西译成了中文。由于玄奘的劳动，在印度找不到的许多宗教经文可以在中国找到。

    送到那烂陀的玄奘灵骨原来保存在天津大悲院。公元1956年10月，天津佛教协会选派当时担任佛协秘书长兼大悲院监院职务的温悟和尚为领队，一行五人乘火车护送灵骨进京。然后，由恭候在北京站，来自全国古刹名寺的12名声望极高的法师，共同乘骄车，将灵骨护送到北京广济寺。玄奘法师灵骨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济广、义方等高僧乘机护送到印度那烂陀寺。

    1958年6月22日，印度佛教学者罗睺罗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前来北京、东北和华东地区作短期访问和讲学。

    1958年以后，中印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于是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亦出现中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友谊的进一步增进和提升，中印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亦出现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