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汉吴佛教文化形成的三种途径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李尚全

[内容提要]  佛教在汉吴时期，通过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三条途径，以翻译佛经和着书立说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形成了洛阳一苏北运河线一金陵佛教板块和岭南佛教板块，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关键词]  佛教文化  意识形态化  草根化  知识化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考察汉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也许我们会发现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途径，与地缘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地缘与人缘的结合，就形成了文化地理。文化地理的形成，至少要有三种人缘关系，才能形成文化地理。这三种人缘是，国家管理者、地方官员、知识分子。本篇论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东汉孙吴时期佛教文化地理形成的途径，是佛教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

一、意识形态化：佛教中国化的上层途径

两汉帝王刻意经营西域，为佛教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历史平台。从佛教东渐的视角来看，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试图从文化软实力的方向上推销孑L雀王朝的核心价值观，想不用一兵一卒称霸世界。阿育王与秦始皇基本上是同时代的政治家，但在执政理念上完全相左。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继续崇尚武力。而阿育王在完成了古代印度的统一大业以后，其执政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注重文化软实力，把佛教作为国教，分别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倾销孔雀王朝的核心价值观，据佛教文献记载，在全世界建立了84000座佛塔。佛教在其时传入中国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中国大地上没有扎下根，在逻辑上也同样成立。因为，佛教的价值观与秦始皇要建立的法家核心价值体系格格不入。话又说回来，任何外来文化，要想由客文化转化成主文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转化成主文化的附庸文化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通过多次反复，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据《三国志》卷30《魏志》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再次通过外交途径传入中国，并受到了博士弟子景卢的采访。事隔60余年，汉明帝把对西域的经营再一次提上日程。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谋臣说他梦见的金人就是佛，说明谋臣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是关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时也证明佛教自秦始皇以来，不间断地向中国输入的历史事实，使汉明帝和谋臣的一口昌一和有了历史根据。据史料记载，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统治。与此同时，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扩大东汉对西域的影响。这就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带来了契机：中国的皇帝需要佛教。汉明帝要继续汉武帝的事业，似乎采用了军事开拓边疆与文化渗透并举的策略，也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说明，认识西域佛教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佛教在汉明帝时代的洛阳首先扎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东汉中央政府建立白马寺，优待外来僧人，让他们编译出《四十二章经》，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也就在情理之中。

佛教在汉明帝时代成为皇族的信仰，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路好走。只有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被意识形态化以后，才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它土，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兄弟，正是有这层血缘关系，佛教也就随着刘英成为楚国的封君，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使佛教从洛阳衍生到楚国。受其影响，佛教一直在这一地区流传。《后汉书·列传·襄楷传》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  襄楷是平原隰阴县(今山东临邑县北)人，生活在楚王英后百年之时，这说明佛教教义在这一地区已经流传了百年，在民间非常普及，导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现。《出三藏记集》卷13《安玄传》说：

安玄，安息国人也。……为优婆塞，……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

佛调笔受。……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

经典，见重于时。……佛调又撰《十慧》，并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

全本妙巧。严佛调是在后汉出家的僧人，直接参与了后汉的佛经翻译事业，并有着作流传后世。他是临淮(后改为下邳)人，这就再一次证明，楚王刘英治理下的楚国，是最早形成的一块汉传佛教地理。

楚王刘英先在彭城，后“以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安徽泾县西)，虽旋即自杀，但其家人亲属仍在丹阳，尤为丹阳早有佛教信仰之线索。是佛教流布地域已逾江南”。这说明东汉皇族佛教信仰已经分布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南阳人张衡作《西京赋》已经提到了佛教的“桑门”专用名词。《出三藏记集》卷6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所说的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汤用彤先生认为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据《水经注·泪水注》记载，梁国睢阳县东北一里“即襄乡浮图也”，严耕望考证为“今商丘近地”。

东汉皇族除了楚王刘英信仰佛教以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汉桓帝，为佛陀“修华盖之饰”。孙吴在江南立国以后，继承了东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佛教继续在皇族上层传播。严耕望先生说，孙吴建国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维只难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译出了《法句经》。后迁都建业(今南京市)，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建业。《梁高僧传》说，支谦在“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梁高僧传》又说孙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在这里译经说法30余年(247—280)。

由于孙吴佛教意识形态浓厚，所以西晋建国以后，江南佛教间歇到东晋建国，才重新复苏起来。

二、草根化：佛教中国化的草根途径

佛教的草根化与意识形态化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实现区域自治的产物。地方官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要找到吸引民众的东西。从古到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形成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抗衡。这种与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从其所处的最早时空来考察，主要是在汉献帝时期的苏北地区。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经下邳国至广陵郡为汉代东南运河线”，即所谓的“三郡委输”。这条汉代苏北运河线，实际上是佛教在中国最早草根化的地理版块，与地方官员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云：   丹阳人笮融，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后汉书·陶

谦传》作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

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希课

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除)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

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这段文字表明，在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政，严重弱化了皇权，导致了社会紊乱，在地方上除了血缘豪族，军事集团以外，又有了另类豪族的出现，即宗教豪族的出现。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34--156)在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创立“五斗米道”，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吸引道民。汉灵帝(167一189)时，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张角创立太平道集团，“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的方式布道，仅十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丹阳人笮融，与张陵和张角不同，在汉献帝时期，皇权极端微弱的情况下，干脆“坐断三郡委输”，挪用公款，创建寺院，铸造佛像，组织民众，“课读佛经”，设立浴佛节，“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吸引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方式，形成佛教豪族，促使佛教草根化，在民间扎根。

三、知识化：佛教中国化的文化途径

两汉知识分子，以儒家和道家占主流，但在东汉末年，儒家文化独尊的一极格局被打破，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为西域佛教高僧来华，自由传播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以翻译佛经的方式，依附于皇族和地方实力派，或与民众结缘；另一方面，今河南、苏北儒家知识分子受楚王刘英和笮融信仰佛教氛围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开始与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译佛经。据《梁高僧传》记载，洛阳在汉明帝时代有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与本土知识分子蔡惰和秦景合作，编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成为汉传佛教第一部圣典。汉桓帝时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在洛阳学习汉文化20年，翻译出佛经95部，115卷(《开元释教录》)，经今人考证，现存22部，26卷，得到了本土知识分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的青睐，在中国传播开来。汉灵帝时期，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吸引大月氏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籍，支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娄迦谶介绍的大乘佛教学说传播到了孙吴，对孙吴皇族佛教有所影响。孙吴时期的康僧会，汉化程度比较深，据汤用彤先生研究，康僧会“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佛教也。……僧会《安般》、《法镜》二序，亦颇袭老庄名词典故。而同时有《阴持入经注》，读之尤见西方中夏思想之渐相牵合。”

另外，东汉末年的牟子，是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东汉末年避乱交趾(今越南境内)，深受该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后返回苍梧郡隐居不仕，在孙吴初年，着《理惑论》(37篇)，用佛教理论汇通儒、道各家学说，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着，开辟岭南佛教地理。

基于上述，汉吴时期，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译佛教经典，着书立说，在意识形态化佛教和草根化佛教之间求生存，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经难以分辨出是外来文化的因子。

四、结语

汉吴时期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以洛阳、苏北运河沿线和南京为主要地理板块，通过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在汉吴的皇族阶层传播；又通过草根化的途径在民间传播。这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为西域和本土佛教知识分子的崛起，提供了生存空间，形成佛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途径，并在岭南地区拓荒，促使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非外来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