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圆融姿态面向新挑战的佛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严耀中

21世纪是多元化的社会，这必定包括多元化的宗教。21世纪又是开放性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宗教有着空前接触的机会。这样就对佛教带来了新的挑战。

宗教间接触的增加，对每一个现存宗教而言，是机会也是挑战。就机会而言，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共通之处，即它们的功能在于对人的关怀，尤其是终极关怀。宗教通过这种关怀，在生死河之彼岸构筑一个世界，来赋予现实世界中生活的意义。这种生死河两岸间的联系，是通过因果律来实现的，从而在社会中起着一种道德源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相互之间可以互助声势，相互借鉴，和平共处，以福利人间。应该说，这也是目前世界宗教界的一大趋势。中国的宗教，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很早就产生了这样的模式，那就是有名的“三教合一”。中国历史上，尽管佛、道、儒三家之间也常有矛盾与摩擦，但基本上是起着互补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对各方都是有益的。

有一种商业现象，一种类型的商家同聚在一条街，合成一个集市，不仅不会生意被抢走，反而是更好了。这是因为一来彼此之间虽有竞争，但能促进各自改进自己的经营方法、服务质量与产品等等；二来同类商店集合在一起，造成声势，托起市气，能吸引更多的顾客，营业额会大大增加，结果造成大家共赢的局面。当然，如果彼此不注意自律而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不择手段，那会皆输或导致毁灭。当今这个世界，它的多元化与开放性，是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而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所有在这种文化支配下的多宗教相处，和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共处是有所差别的，其共处的原理与商业有共通的地方，所以说了上面的例子。这是我们要注意区别的。

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即既要在经济开放的同时也吸收西方文化及其理念，也要坚持传统，保持中华自身的特色，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难题。中国佛教由于长期与中国社会的互相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同样是中国佛教所面临的难题。如何很好地解开这个难题，就是对中国佛教的新挑战。

如何挑战都会是机遇，中国佛教如果能够找出适应这新形势的办法，那么不但可以在中国现代社会里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还能走出国门，就像隋唐时期的佛教，在世界上发挥起作用，利教也利国。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西方的文明也是基督教文明，早先的基督教是有着原教旨主义底蕴的，因此历史上有过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在1483至1820年间曾审判了三十多万人，其中以火刑处死者就有十余万人之多。可见其原教旨主义情绪之强烈。现代化了的基督教虽然走向平和与开放，开始具有现代宗教的特征。但历史基因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当西方文化本着其在经济和政治，乃至军事上的强势，来推动全球化步伐时，这种基因还会时而冒头的。

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根据它们的教义，不仅各自的彼岸世界有所不同，而且到达各自彼岸也有着不同的途径。这些途径的基础，则是它们的行为准则。由于宗教的规范与约束是宗教道德力表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仅是凝结教团本身的纽带，也是它与别的宗教教团和社会群体的分界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规范愈是严厉细致，其与别的宗教教团及社会群体的界限与壁垒也就更为分明。把这种建筑于教义上的行为准则看得高于一切，就必然会导致排他性的唯我独是。这亦是一切原教旨主义兼备道德至上与意识不宽容的双重特征的原因所在。西方文化的优越感是很容易把自身的行为准则当作是一种普世原则，而凌驾其他文化、其他宗教的行为准则之上的，因此其在现代条件下，以某种形式复活其原教旨主义内核，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商家聚集在一条街上，虽然符合了大家的共同利益，但对具体的每一个商家来说则都面临着淘汰危机和弱肉强食的残酷，因此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如果某一商家想一枝独秀，就会遭到别的商家的拼命抵抗，这种情况在商业界也是司空见惯的。从全球的角度看，宗教之间发生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可能，当宗教与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过分结合时，当不同的宗教都把自己的规范和教义推崇得至高无上时，彼此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冲突，甚至你死我活。这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就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冲突与战争或多或少都带上程度不等的宗教色彩之原因所在。

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有着特殊的情况。就佛教而言，因为大乘佛教的“法我皆空”和“权用即方便”等教义，以及“把戒律当作实现目的手段，此外不感兴趣。如果目的可以直接达到，那么手段，即戒律是可要可不要的”的观念，对可能有的佛教原教旨主义来说未免是釜底抽薪。可以说，佛教是最早认识到“人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精神修养上存在某种相似的道德准则”。所以中国佛教有头陀行，有戒行昭着的僧侣，甚至不断有焚身供养的事例，但是形成不了类似原教旨主义那样的势力。傅伟勋先生说：“在所有宗教(甚至哲学)之中，佛教最能免于理论独断性或宰制性，最具思维开放性与融通性，易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谈沟通，借以谋求自我改善、自我创新。”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在佛教的历史上，从理论到实践，从未有过类似“圣战”一类的东西。相反，佛教显示出“非常重要的协调性，使得不同的观念协和起来，可以有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都有各自的律藏”。而且佛教能在“方便”的名义下，接纳与融合其他文化或宗教，并以此向各地传播，一如其在中外的历史所昭示。

中国的佛教则更具有平和性和融合性。它本着“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的观念，认定现实所具有的合理性，所以早期佛教规范的宣扬溶汇人中国传统的观念，随后又受到中土的礼制与法制的影响。佛教进入中土后，“凡本土固有之思想、学术、传说、风俗、习惯，皆一容留而不相犯”，而这些要素都会影响对僧尼行为举止的规范。如南北朝初慧琳主张：“道之以仁义者，服理以从化，帅之以劝戒者，循利而迁善。”宗炳则以“积不善之家有余殃”来说不杀生的道理：“夫活人而庆流子孙，况精神为杀活之主，无殃庆于后身乎?”《魏书·释老志》则将两者比附，以求相通：“其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YIN、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又《梵网经菩萨戒本》卷下云：“既得戒已，生孝顺心、恭敬心，见上座、和上、阿阁黎、大同学，同见、同行者应起承迎、礼拜、闻讯。”行文中将原是平等的礼敬变成等级的礼敬，从而与中国的礼制合拍。于是也有“义孝沙门”等名号出现。这样，就展开了“三教合一”的进程。其实佛教还曾融合过摩尼教和祆教以及众多的民间崇拜，而三教合一使佛教表现了强大的融合性，使它全面地融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

所谓传统就是历史的积淀，中国佛教的历史赋予它融合力的优良基因，去面临新的挑战。现在，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使全球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世界变得更小；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它和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这种情况对佛教来说是一个重新的考验，即在新的条件下，面对新的文化冲击，佛教是否还能保持其传统的融合力，使自身更具有适应性和生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一个侧面是利益关系的紧张，在宗教文化上则是原教旨主义的新泛滥。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中，都可以找到原教旨主义的影子，所谓恐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排他趋向的暴力极端化。牟宗三先生说得好，“西方人未考虑圆教的问题，西方人光想建立各自的系统，并且坚守自己的一套而排斥其他的宗教(凡是宗教，总是排他)。假定一个宗教有很多套，那么这每一套所表示的宗教都不是圆教。在佛教却注重圆教之问题”。以圆融的姿态面向彼此纷争不息的诸色宗教，正是佛教高出其他宗教之处，也是消解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一剂良方。

佛教虽然本身没有，更不主张原教旨主义，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巴米扬大佛的被炸，泰国北部佛教徒的被屠杀，恐怖主义有时候也会找上门来。不过这对佛教来说，机遇还是大于挑战，因为当前的原教旨主义并非主要针对佛教，佛教完全可以冷静观察，做好准备，发挥它平和圆融的特长。

目前，中国社会正赋予佛教新的使命，因为佛教中的精华无可置疑地能列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为社会的凝聚、道德的发扬起好新的作用，这中间也包括对外来宗教文化进行扬弃。因此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新挑战面前发挥佛教的积极因素，从而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