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五种不翻”三题

方广锠

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着名的佛教理论家、翻译家。他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鲁迅曾称玄奘这样的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本文拟仅就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略述己见。

一、“五种不翻”的出处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对玄奘“五种不翻”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他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之事，遣词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1]然后举鸠摩罗什、玄奘为例说明之。其中关于玄装的文字如下：

而奘公亦谓：“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三、此无故，如阎浮树。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引)”[2]

梁启超称记叙玄奘“五种不翻”的资料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周敦义，南宋荆溪人，自号唯心居士。他的这篇序文写于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今天依然保存在大藏经中。现据《大正藏》本录文如下：

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3]

比较上述两段文字，梁启超引文对周敦义原文有删节，有修订。他保留了周敦义原文的主要内容，删略了说明性文字。原文将“阎浮树”误写为“阎净树”，梁启超作了订正，但未作订正说明。梁启超这种删略原文的引文方法及订正的方法，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中国处于新旧之交的文人，行文时大抵如此，故不应苛责前贤。

其后五老旧侣的《佛教译经制度考》、罗根泽的《佛经翻译论》都论及玄奘的“五种不翻”，也都称出自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4]。他们的引文虽有瑕疵，但大体能尊重原文[5]，不像梁启超那样任意撮略，这是现代学术规范逐渐普及的结果。

然而，玄奘“五种不翻”其实并非出于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这个问题，是台湾曹仕邦发现的。他在1979年发表的《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中指出：“举凡治佛教史或研究翻译方法的学人，莫不知唐时玄奘三藏(602～664)提出所谓‘五种不翻’之说，谓遇到五种情形，对梵文仅译音而不译意。此说一般人均误以为保存于南宋周敦义为释法云(1088～1158)编集的《翻译名义》(大正藏编号2131)一书所撰的序文中。仕邦以前亦有此误解。实则奘公之说，保存于《翻译名义集》卷一<十种通称>的“婆伽婆”条中，周氏不过节引之而已。”[6]

现据《大正藏》本，把《翻译名义集》卷一中法云原文抄录如下：

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7]

比较法云原文与周敦义引文，可知周敦义的引文，对法云原意虽无改变，但行文却相当随便。这已经不是什么删略，而几近于改写；且将“阎浮树”误写为“阎净树”。但这正是古人引书的风格。我们阅读古书及从事古籍整理，对这种情况，必需予以注意。

自从曹仕邦提出“五种不翻”的正确出处之后，台湾的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在此后的相关论着中采用了新的说法。如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谓：“‘五种不翻’是玄奘最具体的译经理论，记载于南宋法云《翻译名义》第一卷十种通号第一“婆伽婆”条(周敦义为法云此书写序，亦节引此段)。”[8]遗憾的是大陆的学者几乎无人注意这一点。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1984年7月出版)、杨廷福《玄奘论集》(1986年7月出版)、陈扬炯《玄奘评传》(1995年9月出版)、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1995年12月发表)、马佩主编《玄奘研究》(1997年7月出版)、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2002年4月发表)，论述“五种不翻”时，均称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或不提出处，直接引用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的引文。[9]

学术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能够积累。因此，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希望佛教研究界的朋友，今后能够更加注意这一问题。

除了南宋法云外，北宋释赞宁在他的《宋高僧传》卷三中也提到“五种不翻”：

逖[10]观道安也，论“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11]

赞宁(919～1001)距离玄奘时代约350年。他提到玄装的“五种不翻”，但未解释具体内容，未提及资料来源。法云距离玄奘已将近五百年，介绍了“五种不翻”大致内容，但也没有解释资料来源。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关于玄奘“五种不翻”的资料，只有这两条。我感兴趣的是，三、五百年后的赞宁、法云是如何得知玄奘的这一“五种不翻”的？可以推测，这一资料一定记载在某部着作中，而赞宁等人见到过这部着作。那么，这是一部什么着作？它亡佚于何时？这部着作或它的某些断片是否还保存在某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二、“五种不翻”的渊源

玄奘的“五种不翻”有它的发展渊源。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杨廷福。他在所着《玄奘论集》中说：

玄奘在实际翻译中，关于音和义的问题，在广亮法师“五不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不翻”论。[12]

指出玄奘“五种不翻”有其发展渊源，这是杨廷福的贡献。但杨廷福对“广亮法师”及其“五不翻”未作任何介绍。笔者查索各种资料，均未发现“广亮”法师的存在。其后看到曲军锋撰《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称：

广州大亮法师曾立“五不翻”。……(玄奘)法师在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又提出“五种不译”的经验总结，比广州大亮提出的“五不翻”更加完备。[13]

曲军锋在注释中指出，关于广州大亮法师立“五不翻”的资料见隋灌顶撰《大般涅槃经玄义》[14]。由此看来，杨廷福所谓“广亮”，可能是“广州大亮”之误。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索了《大正藏》。发现原文为灌顶解释《大般涅槃经》经名之“释名”的一部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此将“释名”部分的相关文字标点、分段后，移录如下：

释名又五：谓翻、通、无、假、绝。

翻者，四说：谓无、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初言“无”者，天竺五处不同。东、南、中三方，奢切小殊；西北两处，大异。如言“摩诃”、“摩醯”，“泥曰”、“泥洹”，此则三方；如言“洹隶盘那”、“般涅槃那”，此则二方。类如此，间楚夏耳。有人以“泥曰”目双卷，“泥洹”目六卷，“涅槃”目大本，是义皆不然。双卷明八十无常，六卷明金刚不毁，岂可以方言简义？《毗婆沙》云“涅槃那”。今经无“那”字，盖译人存略耳。《肇论》以“摩诃涅槃”为彼土正音，古今承用。

其各说者，凡有五家：

一、广州大亮云：一名含众名，译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名下之义，可作异释。如言“大”者，莫先为义。一切诸法，莫先于此。又“大”，常也。又“大”是神通之极号，常乐之都名。故不可翻也。

二云：名字是色、声之法，不可一名累书众名，一义叠说众义，所以不可翻也。

三云：名是义上之名，义是名下之义。名既是一，义岂可多？但一名而多训。例如此间息字，或训“子息”、或训“长息”、或训“止住之息”、或训“暂时消息”、或训“报示消息”。若据一失诸，故不可翻。

四云：一名多义，如“先陀婆”，一名四实。关涉处多，不可翻也。

五云：“秖先陀婆”一语，随时各用。智臣善解，契会王心。涅槃亦尔。初出言“涅槃”，涅槃即生也。将逝言“涅槃”，涅槃即灭也。但此无密语翻彼密义，故言无翻也。[15]

《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一此段文字解释《大般涅槃经》经名，故曰“释名”。灌顶认为“释名”应从翻、通、无、假、绝等五个角度进行。其中“翻”，即“翻译”，又包括无、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个方面。这里所谓“无”，就是说“摩诃涅槃”这个词在汉文中没有可以对应的词汇，无法翻译，也就是主张“不翻”，采用音译；所谓“有”，就是认为汉文中有可以对应的词汇，可以翻译，亦即主张翻译为汉文；“亦有亦无”即“亦可翻亦不可翻”；“非有非无”即“非可翻非不可翻”。而“五不翻”是灌顶论述“无”，亦即“不翻”时谈及的。

按照灌顶的说法，东印度、南印度、中印度的方言虽有不同，差别不大；而西印度、北印度则差别较大。此前人们习惯用用“泥曰”称呼两卷本《涅槃经》(指竺法护译本)，用“泥洹”称呼六卷本《涅槃经》(指法显译本)，用“涅槃”称呼四十卷本《涅槃经》(指昙无谶译本)。但主张“不翻”的人认为，“泥曰”、“泥洹”、“涅槃”等反映的是印度各地方言的差别，而两卷本、六卷本、四十卷本《涅槃经》的主题各有侧重，不能仅用方言词来区别之。下面灌顶说，主张“不翻”的人们，又可以分为五家，并逐一加以介绍。其中第一家是“广州大亮”，其余四家，只介绍观点，没有介绍代表人物。

也就是说，按照灌顶《大般涅槃经玄义》的记载，南北朝、隋初有五家主张对“摩诃涅槃”一词采用音译，广州大亮只是其中一家。因此，说广州大亮立“五不翻”，恐怕是误读灌顶《大般涅槃经玄义》的结果。

或许有人会这样提出问题：灌顶上文中“二云”、“三云”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观点。因为五条观点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仅在第一条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后省略。也就是说，大亮确有“五不翻”之论。

上述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佛典注疏中所谓“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个人的几条不同的理由。灌顶在下文介绍“有”，亦即主张应意译为汉文的人们的观点时，称共有十家，并一一提出他们的名字，如竺道生、庄严大斌、白马爱等等。与注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个人。我们不能因为灌顶省略了其余四家的名字，而把其余四家的观点都归在广州大亮的名下。

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虽然叙述角度不同，所论大抵为由于一词多义，故无法翻译。这些言说，本出于众口。灌顶博闻广搜，汇聚在一起，罗列为诸家观点，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论。灌顶这样做，自然无可厚非。如果这些话是广州大亮一人的言辞，则灌顶的罗列等于同义反复，也就不能成立。

推翻广州大亮立“五不翻”说的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对于梵文名词汉译的问题，玄奘之前，的确已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玄奘“五种不翻”的提出，想必产生过积极的启发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玄奘的“五种不翻”，并非孤明自发，而是有它的渊源所自。《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一提到的仅相当于玄奘“五种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条不翻，前此其实也有讨论，比如《弘明集》中颇多相关记载。有关玄奘“五种不翻”的发展渊源，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发掘。

三、“五种不翻”的评价

我国的佛典翻译，从两汉之际，到近现代，绵延两千年。翻译理论也不断发展。前此，学者们论及玄奘翻译业绩时，无不交口称赞。但对于他的翻译理论，则论述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载述玄奘翻译理论的资料实在太少，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较为系统的资料，也就是由三、五百年以后人记录的这个“五种不翻”。那么，玄奘的“五种不翻”，在我国佛典翻译史上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学者们对“五种不翻”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学者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论述中国佛典翻译史时，盛赞道安，谓“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对于鸠摩罗什，仅赞其为翻译天才，但对他的翻译理论，未涉一词。对彦琮的“八备”，称“此不惟商榷译例，而兼及译才译德，可谓名论矣”。而对玄奘的“五种不翻”，则列入遣词、定名之列，仅称之为“忠实审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参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态度鲜明。五老旧侣称“五种不翻”是玄奘为“翻语”设立的“法则”[17]。评价与梁启超大体相当，都认为这只是遣词、定名时所用的一种规范。遣词、定名固然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但毕竟没有关系全局。因此，在梁启超等学者看来，“五种不翻”只是一种技术性规范，在整个翻译理论中，地位并不很高。

第二类可以王文颜为代表。王文颜称“‘五种不翻’是玄奘最具体的译经理论。……内容全属‘音译’佛教名相问题。”。王文颜认为，“玄奘久游印度，对于印度境内的各种语言，了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优秀的梵文造诣，再加上精通汉文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音译的名相，自然较前人准确。在《大唐西域记》及他所重译的经典之中，我们随处都可发现他订正旧译的例证，而‘五种不翻’就是他处理音译的准则。”王文颜对“五种不翻”一一加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五种不翻，才是玄奘译经理论的重心，这方面的成就也最为可观。”[18]亦即将“五种不翻”当作玄奘翻译理论的重心，并围绕“五种不翻”来研究与评价玄奘的翻译工作。笔者以为，王氏上述观点，似褒实贬，不是一种公平的评价。

第三类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总结经验，以为镜鉴。如罗根泽认为玄奘的“五种不翻”“只是消极的办法。然事实不能翻译者，也只有采用译音一途。必牵意强译，便流于非愚即妄了”[19]。曹仕邦不同意罗氏的观点，认为“除了‘薄伽梵含六义’一条或引起误解外，其他各条都甚切合于今日的翻译原则”[20]。无独有偶，成梅也认为一些外来词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依据的正是玄奘的“五种不翻”，亦即音译原则。[21]

此外，更多的学者在论着中客观介绍“五种不翻”后，大抵冠于一些空泛的赞词，诸如翻译原则(马祖毅、陈扬炯)、译经楷式(杨廷福)、不变定则(马佩)，实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有的学者，如曲军锋提出“五不译的用意在于使译文充分体现和保持梵本佛典的中心要义”，观点固新，但缺乏充分的论证。

本文不拟对玄奘的“五种不翻”作翻译史或翻译理论的全面研究，只希望通过上述研究史的梳理，引起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目前之研究现状的注意。明白至今为止，即使玄奘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重要佛教翻译家，我们对他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翻译理论的研究，还处在非常肤浅的地步。

方广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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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1～252页。

[2]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2页。

[3] 《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页上栏。

[4] 五老旧侣：《佛教译经制度考》、罗根泽：《佛经翻译论》，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

[5] 两人都对原文的“阎净树”作了订正。五老旧侣订正为“阎浮树”，未作订正说明。罗根泽误订为“图浮树”，亦未作订正说明。参见《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182页、第377页。

[6]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载《书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7页。

[7] 《大正藏》第54卷第1057页下栏。

[8]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页。

[9]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58～59页。

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7月，第95页。

陈扬炯：《玄奘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1～212页。

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载《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117页。

马佩主编：《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17页。

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6页。

[10] “逖”，原文如此。疑为“迭”之误。

[11] 《大正藏》第50卷第723页中栏。

[12] 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7月，第95页。

[13] 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载《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页。

[14] 广州大亮，生平不详。又见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品经游意》。应为南北朝晚期僧人。

[15] 《大正藏》第38卷第1页下栏。

[16]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0～252页。

[17] 五老旧侣：《佛教译经制度考》，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页。

[18]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270页。

[19] 罗根泽：《佛经翻译论》，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377页。

[20]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载《书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0页。

[21] 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