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果禅师与《高曼寺规约》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温金玉

佛教东传，在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土固有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范式转换。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之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推进发展的。近代社会，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融激荡，庙产兴学风波不止，佛教如同一叶漂浮于大海中之小舟，险象环生，波谲云诡。护教安僧成为佛门头等大事。其间云起龙骧，出现了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一批佛门志士。他们因应时代，锐意改革，以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情怀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带来一线之曙光。在这一场挽救民族危亡、护国爱教的运动中，来果禅师以其特有的行事风范，诠释了处于这种动荡时节、中西碰撞中的佛门领袖于困境之中欲抓住僧制建设这一根本来重整僧团的决心。来果禅师自出家后，苦撑大愿之舟，参禅行脚十余年，辅佐金山数载，主持高曼三十秋，于丛林规矩，因时因地，多有损益，更以事必躬亲，不容飘忽，感天机自动，创《高曼规约》，国内各大丛林，风行草偃，引为法则。断水陆、焰口等大小经忏佛事，高曼独树一帜。来果禅师以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念佛是谁”的禅修意境和厚重殷实的佛学底蕴，诠释着中国佛教丛林文化的精髓。其丛林建设思想已成为中国佛教制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着佛教制度从来就是维系佛法久住的根本基石之历史真谛。高曼家风影响了一代禅林生活，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制度建设的创业垂统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

一、来果禅师行履

来果禅师(1881—1953)，俗姓刘，名永理，字福庭。出家后名妙树，字来果，一号净如。湖北省黄冈县人，父名嘉缜，母方氏，祖上耕读为业。1881年(清光绪七年)农历七月初二日寅时出生。生具异秉，幼能事佛。7岁便盟出家之志，12岁外出寻求披剃，为家人找回，出家未遂。15岁时皈依大智老和尚，居家念佛、参禅。他曾向大智和尚请教：“佛门如何修行?”大智和尚告诉他说：“念佛能了生死。”他昼夜诵佛圣号，日久能念佛成片，于梦寐中犹大声念佛。大智和尚对他说：“这才是真念佛。但是，念佛者是谁，你知道吗?”来果回答不出。和尚对他说：“等你寻到念佛之人的时候，我再对你说。”至此，他一心念佛。历数年，出家之心愈切。他尝听人说：“不剃头，不戴笠，不穿履，围衲袄，方便铲，拗蒲团，出入行脚，名行头陀行。”因此，他十分向往头陀生活。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初一日，至浙江普陀山自剃发易服，口念偈云：“久困危尘竟少知，觉来今日几多迟，一脚踏翻离垢地，寸丝难挂未生时。”他行头陀行，刻苦参究。其间流落宝华、投师宝塔、受戒金山。在金山留驻禅堂，习坐长香，自誓以悟为期，立行不倒单，不告病假、香假、缝补假、经行假、殿假，单参“念佛是谁”一法，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在金山寺大彻堂中坐晚香，开静木鱼声响，猛然豁悟，如千斤担子放下，顿觉云空川流，碍滞全消，从此开悟。此后，倍加精进。一日，慈本老和尚举手巾作洗脸的姿势，问他：“这是什么?”来果答：“多了一条手巾。”老和尚不答而退，来果自是也益为仔细谨慎。他在金山一住数年，其间曾充任饭头，力事撙节，极有成效。首座见他有才干，劝他任班首，他自度学浅，一再辞谢。离开金山，曾去朝礼过五台山，也曾想到印度朝礼圣迹。赴印途中，经过湖北，赶回黄冈家乡，去探视他老年的父亲。他的一身装扮，仍是头戴一凉篷，身穿一衲袄，方便铲，圆蒲团，一瓢一筷，不带其他杂物。清宣统末年，他到扬州高曼寺挂单。高曼寺长老月朗老和尚十分器重他，命他任班首，他为老和尚诚意所感，不得已接受，在高曼住了一段时间，认为杂事缠身，无法静心修行，遂决意到终南山结茅潜修。陕西终南山是高僧潜修的胜地。清季末年，高僧如虚云、冶开、法忍、月霞等都在山中潜修过。翌年，高曼寺屡屡来信催他回扬州，他未与回音，不欲返回。后来，月朗老和尚托徒步行脚的旅行家高鹤年居士带口信给他，促他尽早返回高曼寺，才不得已返回扬州。

1915年9月15日遵高曼寺月朗祖师命，承高曼寺明轩长老法，为临济宗第四十六世祖。接法后数年，参常州天宁、宁波天童，于福建雪峰掩生死关。民国八年(1919)六月初四日接扬州高曼寺住持位，未几，月朗老和尚圆寂，临终之前，命其在病榻前发愿：“生为高曼人，死为高曼鬼，护持高曼。”继主高曼后，矢志恢复高曼旧制，整顿寺院，严行戒律，革除积弊。他以高曼为专主禅宗之道场，所有常住，只许坐香，其他闭关、般舟行、念佛七、持午、讲学、学社、学戒堂、大小经忏佛事，及焰口等，悉行禁止。并整治丛林规矩，制定“高曼寺规约”，声明任何人皆不可擅自更动。以此受到诸山长老的赞誉，故有云：“天下丛林不止单，守禅制者，独有高曼寺耳。”

来果禅师领众三十余年，僧俗辐辏，独蹈大方，中兴高曼宗风，终成一代家业。1950年移锡沪渎，假上海风阳路侯在里崇德会内，辟静七茅篷道场，领众坐香，一开上海禅风。1953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寅时在上海静七茅篷安然示寂，世寿73岁，僧腊四十九春。荼毗后，得舍利累累，安奉于扬州高曼寺河东塔院。文革中，高曼寺与塔院遭毁。1986年秋，重建来果禅师舍利塔于塔院东南隅。遗着有弟子汇编、扬州高曼寺印行之《来果禅师语录》、《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来果禅师自行录》，及其亲制之《丈室、禅堂、客堂、库房四寮规约》等行世。

二、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

扬州高曼寺，位于扬州南三汊河西岸，为临济宗法系，承自明末天隐圆修之弟子玉林通绣，其后四传至天慧实彻，曾予重兴。佛教界普遍认为，近代高曼寺的复兴，以及在国内外佛教徒中所享有的极高声誉，是和来果禅师主持三十多年，苦心孤诣，整顿协调分不开的。来果禅师入主高曼寺后，重振纲纪，再立祖规，使高曼规约成为一方模范，也使高曼寺成为近代佛教的一面旗帜。其实，在来果禅师大刀阔斧的运作背后，是有着厚实的丛林建设思想作支撑的。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法门强调以心传心，教外别传，从东土初祖达摩始便以安心为法门。到六祖惠能大师主张“定慧等一”、“佛心不二”，张扬“即心是佛”、“见性成佛”。禅修理论表现为一种“不道之道”，在行为修持上传授“无相戒法”，落实于禅行生活中，便成为一种任运自在的“无修之修”。但日后禅宗弟子在修持过程中，过多地强调“顿悟成佛”的理念，而冷落了戒定慧三学之修学次第。结果“贬学律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的风气在僧界极为普遍，衍生出许多为世所诟病的弊端。至明清以后，佛法凋零，僧众混滥，不守戒规、作奸犯科的行履成为佛教僧团的普遍风貌。来果禅师自述当年初至普陀山，满怀信心，然山上的出家人有手持洋伞，身穿蓝裤褂，脚踏粉底鞋，腕带银表者，眼见如此名山道场，竟有这种出家人，使他大失所望，“我若出家，不是与他们成为同类?”从其《自行录》这一段话就可想见当年出家人的情形。僧界弊端种种，说明持戒意识的失落和僧人素质的窳败问题，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这一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佛教僧团的整体形象，而且也引发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来果禅师首先从整顿丛林秩序人手。

1．劝住丛林

我们粗检来果禅师语录，对其时佛教之败落字里行间无不有痛心疾首之论述。“生归丛林死归塔”本是出家生涯之写照。但当时许多僧人游走民间，四处行脚，所谓行无轨迹，动无彰记。这给个体修行与团体管理都带来不少的困惑与缺位。丛林本是集众修学之处。《大智度论》卷三载：僧众和合居住于一处，犹如树木聚集之丛林，故以之为喻；又《禅林宝训音译》载：“丛林”二字系取其草木不乱生长之意，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来果法师反对修行人厌住丛林，认为丛林是众僧所止之处，行人栖心修道之所，不仅能生植道芽，趣登圣果，还能福利群生，维护正法。所以他对丛林建设倾注无量心力，并苦口婆心地教说学人要明了丛林对于修行的重要性。

《来果禅师语录》中专有“劝住丛林”一节，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他的丛林修学思想：“满世僧人，漂流零落，漫无主宰，实可痛心。当知丛林为宏道利生之法窟，为明心见性之佛场，如衣有领，如网有纲。身心安乐，饮食调和，有道者慰之以深加，无道者警之以前进。如满林之竹，比比争高；如大园之松，雄雄上进，不负四恩，有光三有。诚为僧人之僧宝地也。”[1]在来果禅师看来，丛林是禅僧开悟进德的最好场所。正因如此，他说：“如是非住丛林，不能培其佛因，非住丛林不能成其佛果，否则因地不真，果遭迂曲，要知道丛林为三宝主体，亦为办道础基，丛林衰，正法无从久住，丛林兴，三宝为世福田。云能发心住丛林，三五十年不犯一毫苗稼者，此人具大福报，有大正因。又云，若在深山办道，不如丛林睡觉，诚哉斯言也。”[2]丛林乃正法久住之所在，是护法之基地，是安僧之道场，没有丛林，佛法僧三宝无所依托。来果法师告诫禅和子说：“果能立志为人，将丛林法，巨细各事，深知底蕴，所见者无不是利，所闻者无不是益，所学者无不是道，所行者无不是法。如此深入，以禅堂为身，以规矩为行，以禅悦为食，以参禅为念，如此埋头苦干，三二十年去，不但阎王老子不奈你何，任是释迦老子亦不奈你何。自得大益，转教他人，亦得其益。得深益已。明了今后，所受因果，拈一草，焚一香，皆培性德；闻一声，见一色，尽是禅机。丛林为十方聚会之所，圣贤安居之地，同居大众，互相瞻依，一言一行，皆有稽考；一文一米，不落虚空。古云：历代祖师出自丛林。”[3]

丛林是选佛场，修行人在这里熔冶、锻造，每日沐浴在“六和”的阳光下，相互激励，大众监督，这种道业之增长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成就的。来果禅师告诉修行人，最大利生之事莫过于创立丛林：“参禅人，发明心地后，自既能利，必设法利人，利人之法甚多，最大之利，莫如开丛林，建道场。何以故?佛出世后，开给孤园，尸陀林，阁窟山，灵鹫山，及诸LU等各大丛林，乃十方祖师降临之地，一切圣贤云集之地，有龙天扞卫，伽蓝守护，度人之广，容人之众，守法之严，安居之久，较任何法门，高无再上。”[4]修行人只有久住丛林，才能明是非功过，懂进退节度。勤苦用功，方可有所成就。“既建丛林，必依古法，古法有二，一古法者，佛居世间，宏法之所，度生之处，悉为丛林。二唐代以还，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如大冶炉，如陶家器。陶佛模，出佛相，铸祖模，出祖相”。[5]开丛林，建道场，既须因缘俱合，更要“必依古法”，先得其地，次得其人，有地有人，则成弘法基础。

2．苦参话头

禅宗以无门为门。良以法无定法，契机者胜；凡有言说施为，俱为标月之指，何须强分轩轾?奈有一般学人尚知解，喜谈辩，不耐话头之平淡，更无刻苦参究之功，遂于其间妄起分别，逞解逞能；将宗门所重之行履、证悟，转资谈柄，殊堪浩叹!所以来果禅师反对空谈，坚持脚踏实地去修行。他说：“丛林何事，事在坐香，即参禅也。夫禅虽不在坐，亦不在不坐。老古锥钳锤下死去活来，始知象王行处，一踏到底。故天下丛林一枝香。上关诸佛法身，下关众生慧命。”[6]丛林的头等大事就是参禅，这是从自释迦拈花迦叶会心微笑以来，佛门接引学人而有的方便。“然宗门正脉，只有参禅一法，别无二路”。[7]

何谓参禅?即参话头，由话头而起疑情。北宋以后，话头盛行；此在宗门法脉，大有渊源，所谓祖师禅者其精神即在此。来果认为“北宋后，乃拈上大人公案一言半句，以为话头，令人苦参。话头之风，自是以兴。此时关键，乃在参禅。参究之要，重在疑情成团。又非狐疑之疑，乃大信后自有之境界。话头虽多，本无优劣。应机对症，不无简择，故于明万历后，天下丛林均捡‘念佛是谁’为唯一话头，陶铸龙象，不可缕计”。[8]来果禅师本人参学经历即是以参“念佛是谁”而悟道的。

对于具体参禅方法，来果禅师有自己独到的见地。“疑”之一法，不少禅师都把它当成人禅之一途。来果禅师于此则有进一步的探讨，认为“疑之一字，众善之门，行人大需仔细”。来果禅师要求：参禅时要有疑，方可咬住“念佛是谁”的话头。也就是说对于生死，参禅法正疑是入门之法，非疑不得力，非疑不用功，非疑不开悟。而正是以疑为动力，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来果禅师对“疑”字作了解释：“念佛是谁，即人能念佛，不知佛是谁念的。要明自己本来面目，念佛之人是也。此人非肉团身，直离肉团外找之。找到这个人，即是本来面目。大器者，不找现成；中下之人，非找不可。如何找法?曰佛既不是口念，又不是心念，再不是身念。究竟这句佛是谁念的呢?念佛到底是谁?如此辗转，在这一句上追问。既不能领会，忽然起疑，即疑佛是心念的，又疑佛是口念的，又疑佛是身念的。既不是身口心念的，毕竟是谁念的?此时在心口身上起疑，次知非身口心念的，更是疑上加疑，现在正要离开身口心外，急把念佛的人追出不可，如此追究，指参禅即是疑情也。”[9]

对于参禅，来果禅师认为求静非真参禅。在他看来，工夫得力时，静不可得。而真正人禅境，疑情真参，外忘世界，内忘身心，身心两忘，孰有动静之别。他强调只要工夫得力，净戒严持，定力坚固，慧自然生，若是不下死心参禅，即使住在禅堂极静之中，妄想杂念纷起，专在见闻取舍上做生活又有何用，因此他要求参禅学人“把定一句念佛是谁，动如是参，静如是参，生如是参，死如是参，真参不舍”，定可得悟。或以为参“死话头”，消耗岁月。讵知正因有此“死话头”，方能抵住生死!来果禅师强调参禅学人要树坚固心，发大宏愿，明因果，能吃苦，信念始终如一，方可去狐疑。

来果禅师对参禅一法最为推崇，他说：“参禅一法，非世出世法可比拟，乃菩提达摩大师，建树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人，明心见性，为立地成佛宗旨，为教外别传顿法，三身四智，十地三乘，一切佛经祖语，有情无情，皆为此禅含摄。”[10]

3．一门深入

来果禅师1919年入主高曼寺后，决心将高曼寺办成专门禅修道场。凡与参禅相违背的活动，一律停止。不得开学堂、立莲社、学密宗、示念佛、研教相、容外道。不打水陆、不放焰口、不拜大忏、不念小经、不传戒、不讲经、不成就人住茅篷、不成就人闭关、不成就人阅藏、不打念佛七、不与人送殡。所谓任他刀架在颈上，宁死不改专门；任他逼我退职，拼死不改初衷。高曼家风，就是参禅打禅七，一门深入。来果禅师指出：“打七为什么事?大众要明了：无非是参禅悟道、了生脱死，没有其他的事。要参禅，非参‘念佛是谁’不可；了生死，亦复‘念佛是谁’可了。各人发起心来——参!”这样大家聚在一起，齐心协力，异口同宗，不致有你非我是，这家门庭，那家话柄，惑乱后学，莫衷一是。高曼立此宗旨，目的在于令学佛者共修此宗，共悟此宗，始终一贯，古今相符，于道则不期而然矣。

我们知道，以结跏趺坐、心专一境的禅定为佛教修习的全部工夫，然而，营造一个清静的修行道场并非易事。不少禅宗丛林，或因斋主人情关系，或因求得生活费用，往往需要应酬佛事，不能静心坐香参禅。即高曼寺，每年也有水陆两三堂，焰口数十台，和大小经忏若干。来果禅师接任住持以后，下决心辞去一切佛事，宁讨饭或饿死，也不应酬经忏佛事。以已故妙湛长老回忆文章《来果禅师的禅风——纪念来果禅师圆寂四十周年》所述，来果禅师为了保证寺院专修禅业，对原来寺院佛事活动秩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影响最大者当属断绝经忏。新中国成立前的丛林，大多为经忏门庭，其原因有二：1、因斋主人情关系，无法推辞，只有勉为其难。2、靠经忏收入，维持寺院生活。高曼寺每年水陆二、三堂，焰口数十台，大小经忏也不少。每年还有非做不可的万年水陆一堂。来果禅师接任高曼寺住持以来，下定决心，一定要拔除该寺的经忏根子。整治三项事务，为人传诵一时。

(1)宁愿讨饭饿死，不做经忏的主人

1922年某日，来果禅师有事来沪，盛府庄夫人发心出二万元，做万年永久延生水陆头。至临终前，再助二万元，做往生万年水陆头。来果禅师认为，若答应下来，高曼寺经忏病根，永远不能彻底清除。宁愿讨饭饿死，不做经忏的主人。于是对庄夫人说：“敝寺是禅宗道场，不做经忏。”自此一切大小佛事，一律辞退。

(2)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

来果禅师决定一切佛事概不应酬后，为了照顾一些居士的要求，有早晚课随堂普佛。1924年，扬州张护法，拟出240元大洋，提早二板香，打延生普佛一堂。来果禅师对他说：“居土当知，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若提前二板放香，居士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张居士听了来老的话，竟说："240元不肯，我出2400元，总可以吧。”来果禅师对他说：“别说2400元，就是24000元也不行。”张居士感动地说：“和尚铁打的规矩，我甚佩服。”

(3)彻底拔除高曼寺的经忏根子

三叉河由关，每年七月上旬，请高曼的和尚放利孤焰口一堂，还要借用长桌短登等用具。这一习惯有100多年的历史，从不少过一次。1925年，来果禅师预先通知由关的账房说：“今年本寺无放焰口之人，亦无焰口台上的用物，请另找他人代放。”由是经忏的根子，被来老彻底拔除。

经忏佛事在当时十分盛行，对寺院经济也有一些补贴，但对佛教整体形象的损害却是无法估量的。首先，寺僧受金钱势力所强迫，整天忙于赚钱，把修持的时间都挤掉了，这是使僧人素质下降，佛教衰败的根本原因。其次是使寺内寺外，男男女女，喧哗嘈杂，把一个好端端的清净佛地变成僧俗混居的交易市场。第三，经营经忏佛事使僧尼社会地位降低。令社会上误解僧尼是专为死人服务的，习惯上把僧尼与死人联系起来，看到僧尼就认为是晦气，或不祥之兆。[11]

有鉴于此，来果禅师决心断绝经忏佛事，这是与他秉持祖意、重振宗风的宏愿相关连的。从1924年起，将万年水陆改为净七一场，200余人打七，成为佛教界的盛事。自此以后，高曼寺绝不对外做佛事，每年定期打禅七，于七月十五日大进堂，九月十五日加香，十月十五日开始打七。国内外高僧纷纷前来参加打七，高曼寺也以坚守和阐扬宗风而享誉各大丛林。他阐扬宗风，整顿寺规，严明规约，提高了高曼寺在近代佛教界的地位，深受海内外佛教徒的拥护。高曼寺也成为江南着名道场，且与金山江天禅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并称东南禅宗四大丛林。

三、《高曼寺规约》

《金山规约’》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12]来果禅师作为宗门巨匠，深感“祖灯秋晚，丛林规矩不立，宗门大法日废”。[13]所以来果禅师治寺，极重规约。来果禅师认为：“参禅人，第一要守清规，方能参禅。清规者，公正清严为模范。公能除私曲猥弊，正能除邪谬垢染，清能除粗浊秽污，严能除疲惯懈习。故以清规建丛林，以清规治人格，以清规利人世，以清规成佛祖。”[14]所以丛林要严立清规。

丛林清规，起于百丈怀海，在怀海之前，禅僧多居律寺，于说法住持常不合规范。为开拓一个新的生存环境，遂别立禅居，自定规约。从此禅林的宗教修持生活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后受会昌废佛之打击，又经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典籍多散佚无存，怀海的古本《百丈清规》也未能幸免。所以自北宋末叶开始，便有各种名目的丛林规约产生，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崇宁、咸淳、至大三部清规，还有南宋宗寿撰的《人众日用》、元代明本撰的《幻住庵清规》等小范围内流行的清规。所以“马祖应兴，为便天下学人行持，垂万古鸿谟，创建丛林。百丈因立清规，是以震旦丛林之制，原出宗下。其规矩皆宗门祖法，与西竺戒制，粗有出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15]清规的产生虽是因应于特定的时空因缘，但其护法安僧的精神与功能却是与戒律相同。故“一切人守规矩”，则是弘法道场之根本。来果禅师认为“规矩一法，乃出世之阶梯，为成佛之捷径，离规矩则坏丛林，坏自己；守规矩则修福慧，修身心。师傅们在日用中，切不可随习气转，顺业识牵。当知守得一分规矩，除得一分恶习；修得一分福慧，除得一分生死。所以生死不离习气，福慧不离规矩”。[16]来果禅师在主持高曼寺时，自己带头严守规矩，坚持认理不认人，依法不依情。“哪怕是我的生身父母和兄弟，一到高曼，就认不得了，父母兄弟犯了规矩，打香板比别人重，遣单比别人快”。也正是这样，来果禅师在高曼寺执掌法席中，依规矩办事，“铁打的常住，要靠铁打的规矩，有了铁打的规矩，总有铁打的常住”。上自堂头和尚，下至清众，在规矩面前一律平等。

来果禅师住寺30多年中，不断修改寺规，免除陋习，使其符合禅林生活需要，利于严肃大众，清净僧仪。1932年，更依古人规约，删繁取要，制订客堂、库房、禅堂及丈室四部规约，合称《高曼寺四寮规约》。来果禅师在《自行录》中专门述说了其间因缘：“常住古规，为唐之百丈老人制之，风行全国，自古迄今，尚兢兢执为龟镜，由是时移世异，法久成弊之谬论兴焉。要知法本无弊，弊在行人，每见各丛林规约，有二本者，有一本者，殊为憾事。何也，言之不全，行之必缺，日用巨细各事，若无凭证，单仗口言心记，终非—上策。我深思之，将来人之根性，有规可约，有据可凭，禅者恒清，尚难调伏，内外各事，若信口宣说，渺无根据，人何可信。类如散香四六分持，规约注明，任何人不能改动。若无规约令人查考，你说四六分，他要三七分，大小规矩，尽成争柄，何法之有?故特依古人规约，删繁取要，言真行实，集成五大本，客堂、库房、禅堂各一本，丈室两本，照本宣科，不问他人，不审是非。勿论你是我是，你非我非，一一照规约行之。规约错者，依错行之，规约不错者，依不错行之。永息争论，永断烦恼。一日行之，千日仿之，此处记之，他处用之，诚万不可轻忽之规箴，来今之鉴镜也。”[17]

为了检查规约执行的情况，每年四次向僧众宣读规约，除了公事及表堂外，任何人都要到堂，否则作为违反*住规约论处。使常住的规约，树立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使每一个人心目中，时时有法规策励，可以增加几分道心，减少几分业障。所以，高曼寺规矩清严，为国内外称道；高曼寺规约，也成为禅宗各大丛林的范本。

禅林中流传有：“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曼。”和“金山腿子高曼香，天宁放参盖三江”之说，更有评价说：“天下丛林不止单、守禅制者，独有高曼耳!”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来果禅师在全力推动丛林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不易与辛劳。“近十余年，宇内苦兵，盐酱多缺；百丈农禅之制，既失修而废，寺众常百数十人，少壮者或事编织杂作以醐口；苦行长老，难胜劳作，守死不去，秕糠菜根，甘之如饴；而挂单者犹踵相接，禅堂内行、坐十四枝香，拄杖、竹篦敲击相应，亘古如新”。[18]尽管如此，来果禅师于启示开导之余，日忧道粮不给。在《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一书中完整收录了来果禅师写给高居士的6封信。每一封信中都诉说维持寺院之不易。如19~29年冬日信中写道：“僧俗三百余人，生活全无把握。想我公本救世救人为急务，哀恳迅解义囊，接济数百僧人食用，俾好安全行道。再请转向各同道诸公，尽力陈诉敝寺万分困难苦衷，倘或稍疑，尽可派人暗查虚实。”[19]字里行间之无奈已有焦心劳思之感。   

四、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启示

对来果禅师丛林制度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总评价，以湛山俊虚的评论最为精辟：“来公宗说兼通，痛念祖道秋晚，别出手法，普接三根；隐理致机用于普说之中：直说、横说，法说、喻说，粗说、细说，方便说、了义说。始自人门途径，翦尽荆榛；规矩法则，堂堂轨范。心行由粗人细，总归一条心行，而至无心。工夫由站立不长，而至能稳、能长，成团、成片。逐日策发，一路挟持；令学者田地稳密，寻究到无用心处，而豁见自己安身立命所在。观其觌面提持，钳锤紧密：婆和处，如剥尽核皮，与人下口；严峻处，如驱耕夺食，逼人纳财。反复申说，而不为费辞；行到说到，而全无孤负。凡兹打扫洁净，荡涤一切依稀、光影、穿凿、卜度之病，无非志在学者证得本分清晰；如此荷挟，刻骨究实，不妨易得。”[20]我们对来果禅师的一生放置于特定的时代来看，更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来果禅师整顿丛林秩序的过程中，并非孤军奋战，其实清末民初，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佛教也进行了自身的改造、调整，力图迎合时代的演变，因而出现了民国以来的改革中兴迹象。佛教改革最为激进亦最具影响力的是太虚大师。1913年2月，太虚大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十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卢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德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比丘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苑”(宣讲于乡镇)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我们说，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太虚大师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自己的改革运动作了总结。太虚大师佛教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总结。尽管说太虚大师改革僧制的理论是继“百丈清规”以后在佛教制度建设方面的又一创举，其培育僧才，兴办文化事业，功绩多多，但其倾心力最多、最大的僧制建设却是失败的，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未能契合当时僧团之机，且整顿之机缘并未成熟，思路尽管是超前的，但结局却是令人抱憾的。然而，处于同样境况中的来果禅师的丛林建设却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允许作全国范围内、佛教整体系统的调整改革，来果禅师审时度势，以高曼一寺为实验基地，整顿僧制，创立规矩，使高曼寺在艰难时事中独步一时，白云孤飞。来果禅师击大法鼓，竖大法幢，效古风范，制定规约，绍佛祖业，独蹈大方，参禅坐香，开人眼目。他以局部的、个案的一种独特方式为近代中国佛教丛林建设、制度建设作出了百世不易之功德。即使在今天中国佛教的五大建设中依然有当今吾辈的借鉴意义。

现代丛林制度的建设，是关系到整个佛教自身建设以及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佛教界要充分把握和利用目前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必须首先搞好自身建设，尤其是道风建设与教制建设。

第一，契理契机。在丛林建设上，既反对盲目创新，也反对泥古不化。我们要以契理契机为中心，把握时代的因缘而作对机的工夫。丛林建设的困惑与出路俱在契机问题上，困惑是如何契机，出路是怎样契机。丛林建设的真实内涵就是去更好地契合现代僧团的根机，适应现时代的社会实际，完善佛教自身的建设。

第二，因地制宜。当代中国佛教从传播系列上说，既包括汉传佛教，也有藏传佛教，还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从地域分布上说，南北东西中，地域辽阔；从修学上说，门派不同，传承不一。所以，各地僧团的实际情况是有较大差别的，针对此，在制定统一规划的僧团制度的基础上，还要充分尊重各地具体事宜，制定出符合其实际情形的寺规制度。

第三，陶铸典型。在全国重点寺院中，设立现代丛林制度建设的试点道场，建立项目数据库，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规范化建设，以及跟踪研究。经整理研究，将成功案例的经验逐步向各地寺院推广应用。当年太虚大师在丛林建设方面即有“建立模范道场，让人效仿”的行动设想，可惜因缘不契，未得实行。这一未竟事业，在今天我们应给予落实。

佛教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已是当代佛教发展的主题，佛法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这已成为关注佛教前途的人们沉思的焦点。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处理好佛法与世间法的圆融性和不共性，保持丛林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佛教思想与制度的优势，这是当前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第94页。

[2]  同上，第32页。

[3]  同上，第41—42页。

[4]  同上，第208页。

[5]  同上。

[6]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第2页。

[7]  同上。

[8]  同上，第2页。

[9]  同上，第53页。

[10]  同上，第105页。

[11]  妙湛：《来果禅师的禅风——纪念来果禅师圆寂四tN年》，《闽南佛学~}1993年第2期。

[12]  《金山江天禅寺规约》，金山寺2006年刊印本，第1页。

[13]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第2页。

[14]  同上，第135—136页。

[15]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第2页。

[16]  《高曼寺丈室规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35页。

[17]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第577—578页。

[18]  温光熹：《扬州高旻寺来果禅师塔铭：并亭记》，载《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

[19]  黄常伦主编：《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20]  锬虚：《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