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剧变与近现代佛教的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温金玉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雷激荡，鸦片战争打破了清室闭关锁国的美梦，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更看到其先进的文化与政治制度。自清末以来，落后就会挨打的现实激发了国人开发民智、重振教育的热忱。在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也改变故步自封的意识，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衰竭不堪的佛教，遭“洪杨之乱”的破坏，以及西方文化和民主革命潮流的猛烈撞击，面临生存危机。庙产兴学风潮，反宗教迷信运动，激发了佛教徒痛定思痛的反省意识，加之列强横行，神州陆沉，教界爱国护教热忱高涨。国家的厄运，民族的耻辱，社会的动荡，民众的苦难，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王朝的数千年统治，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带来了曙光，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也迎来了振作的历史机遇。于是，在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人的发动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

一、社会剧变与佛教应对

佛教发展至近代，遭受到最为严峻的考验，特别是遭遇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内“洪杨之乱”、庙产兴学和反宗教迷信运动，都使佛教处于生死存亡之边缘，这也迫使佛教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发展。

鸦片战争后，为图富国强兵，社会人士纷纷着书立说，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洋务运动就是对时局的挑战与回应。但单纯的自强运动的梦想在甲午战争的连天炮火中被击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随着亡国意识的兴起，有人主张师法日本明治维新，全面革新政治以求振衰起弊。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应运而生。

在当时，创办实业，振兴教育的呼声很高，部分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土豪劣绅等觊觎庙产，乃藉兴学之名，行吞并寺产之实，造成寺庙财产被损毁、侵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风潮。这是近代社会对佛教影响较大的事件之一。

“庙产兴学”的起因是由在变法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作《劝学篇》，上书朝廷，力主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的经费。经德宗批准后，就在百日维新期间开始施行庙产兴学。根据调查统计，虽被太平军破坏的寺院田舍还有不少未能重修恢复，但全国寺庙数目仍有16万余所之多，所以张之洞主张，兴办教育而经费无着，可把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其方法是以寺庙十分之七为校舍，其余作为僧道的居处。以寺庙田产等财产中十分之七供作学堂之用，其余作为僧道膳食之用。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虽曾一度下令禁行庙产兴学，但寺院所受的威胁，始终未除。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政府命各省州县设置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劝学的章程，责成各村学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因而引起各省土豪劣绅假藉兴学的名义，公然兼并寺田。这种变相侵占寺产的风潮，弥漫全国。除了学校以寺院为课室外，连警察、地方军队及各种团体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据寺庙。

当时佛教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制，无法维护自身权益，但此事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其中，章太炎和释曼殊于1907年联名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二文，呼吁天下佛弟子共挽法运，护法安僧。号召僧众认清时代，须自办学校，迎头赶上，并忠告世人，勿要有逐僧占寺的荒谬的举动。

“庙产兴学”是近代佛教发展的危机，同时也是转机。变法维新产生庙产兴学的风潮，带给近代佛教无限的困扰，但同时也为佛教僧侣自觉自救提供了一个契机，从反面推动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人自强、自立、自主的近代形态。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但佛教的命运并未有所改观。为共拟保护庙产的对策，1912年4月1日寄禅、道兴等教内外人士在上海留云寺发起“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寄禅为会长。本部设于上海静安寺，设分部于北京法源寺。这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性的全国性组织。南京政府公布《寺庙管理暂行规则》，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寺庙教堂办理登记。当时，全国各地由于受“庙产兴学”的影响，毁坏佛像，抢夺寺产的现象时有发生。湘、皖、滇等省份特别突出。一时求助佛教总会的信函如雪片飞来，为了保护寺产，为了佛教的前途，1912年10月中旬，寄禅离开天童寺，上访北京，受到官员凌辱，寄禅含恨而逝。寄禅会长的圆寂，马上通过电报传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佛教代表迅速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汇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抗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中华佛教总会总部”的静安寺里，2000多位各界代表为寄禅大和尚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全国僧众莫不哀痛。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袁世凯不得已令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得到政府批准，于上海正式成立。1914年章嘉活佛以中华佛教总会名誉会长名义倡言尊重信仰自由，保护庙产，政府依其所请颁令全国。1915年10月29日，袁世凯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31条，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1917年内政部准章嘉之请，修改《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成立“中华佛教会”。1919年“中华佛教会”又被废止，北京警察厅重新公布《管理寺庙条例》，经太虚等人人京请愿，条例未能实行。1921。年，政府修改条例为24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1927年，冯玉祥以打倒迷信为由，在河南境内没收白马寺、少林寺、相国寺，同时驱逐僧尼，勒令还俗。1928年，北伐成功后，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建议改僧寺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摧毁佛教。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人积极响应，联名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南京政府公布《寺庙登记条例》18条。1929年，内政部又颁布《监督寺庙条例》21条，遭到佛教界反对，4月，在上海召集17省佛教代表举行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佛教会，请愿修正《监督寺庙条例》。11月立法院通过修订《监督寺庙条例》13条。

由于这些法令的公布，对缺乏组织的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当时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便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庙强行接收。不久，由于太虚、圆瑛、谛闲、印光诸位法师及王一亭居士等人提出强烈的反对，政府也唯恐引来更大的风波，影响民心拥戴，于是将前“寺庙管理条令”予以废止，另外公布“监督寺庙条令”13条，立意与措辞上虽比“寺庙管理条令”和缓，但对佛教并无积极的整理，掠夺庙产的风潮，也并未因此遏止。

当时新文化运动兴起，打倒迷信与反宗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儒、释、道三教，认为是类似于民间迷信之类，此运动从打倒封建迷信，引发开来成了反宗教的运动，最后甚至变成直接破坏寺庙活动。为了因应时势，“中华佛教总会”于1929年更名、改组，成立“中国佛学会”，推选太虚大师为理事长。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他在1928年所倡议的庙产兴学方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并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这个方案，经由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发交教育部、内政部等部门执行。消息传来，全国佛教界哗然，认为无疑是置佛教于死地，于是纷纷致电驳斥，同时呼吁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在存亡关头同心协力，共挽狂澜，因而形成全国佛教徒空前的大团结；并于1931年4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由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送达正在首都召开的国民会议，才打消庙产兴学方案。同年八月，国民政府公布维护寺产的训令，明文规定，凡是军警或任何机关团体，如果有侵夺占领佛寺僧产的情事，一概依法办理，兴学风潮才告一段落。

佛教界面对现实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了大量应对措施，以求适应社会，救亡图存。首先是佛教界的组织化。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全国各种社团组织也纷纷产生。受此风气影响，为了团结各界佛教徒，共同维护佛教权益，佛教社团组织也在全国各地陆续产生。如释太虚、仁山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谢无量发起“佛教大同会”、北京佛教界发起“中央佛教公会”等，但这些都局限于一地或某些团体，对全国佛教并不能起到统领的作用。鉴于此，1912年，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总会先将各省原有佛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全国共成立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公认的全国性佛教团体。虽然这一组织在1918年被北洋政府所取缔，但“中华佛教总会毕竟是中国佛教徒初步摆脱政府直接控制，试图联合起来与外力抗衡以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如从历史眼光看，从两千年中国佛教组织史看，迈出这一步未尝不是巨大的跳跃。它开创了中国佛教组织的新模式，形成了区别于古代的新传统。而且就形式而言，已获得佛教界广泛赞同，继此建立的多个全国性佛教组织其实并没有脱离其构建的基本框架。”这一组织的成立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是近代文化影响的直接产物，也是近代社会对佛教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兴办佛学院。现实让佛教界认识到，佛教再也不能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兴办教育，造就僧才，否则寺产将无法保护，佛教也有被淘汰的可能。早在1912年太虚、仁山两人就倡议改革金山寺丛林为佛教大学，但终因改革丛林制度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遭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失败，并发生了着名的“金山事件”。但办学的理念却逐渐为僧界所认识，只有创办学校，才能扭转教界素质低下的尴尬局面。所以民国三十几年间，各省丛林寺院相继兴办僧教育，就连反对改革佛教最激烈的保守派寺院，也感到人才培养的重要而兴办僧教育。全国相继兴办佛学院不下三、四十所，遍及江、浙、闽、粤、鄂、湘、皖、秦、冀、川等省。佛教教育已由丛林式教育，进入学校化教育，青年僧众开始接受现代式的教育。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对民国佛教的复兴及现代佛教都有直接影响。

。第三是创办佛学刊物。运用现代传媒来弘扬佛学，也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色。佛学报刊的出版发行，不仅大范围地向社会各界宣扬佛学义理，而且对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佛学报刊的面世，成为沟通佛教界与社会的桥梁，为弘扬正信佛教，消除社会普通人士对佛法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教内所创立的报刊多达三百余种，其中有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也有月刊、季刊和年刊。最早的为1912年狄楚卿在上海创刊发行的《佛学丛报》和太虚大师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的《佛教月报》，而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为《海潮音》月刊，学术价值最高则推欧阳竟无于1923年在南京创刊的《内学》(即支那内学院院刊)。除此之外，比较着名的有太虚、范古农、余了翁等于1923年在上海创刊的《净业月刊》，宝静于1928年在宁波创刊的《弘法社刊》，谢畏因于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威音月刊》，范古农、余了翁等于同年在上海创刊的《佛学半月刊》，谛闲于1929年在宁波观宗寺发行的《弘法月刊》，范古农于1935年在上海创刊的《佛教日报》，周叔迦等于1936年在北京创刊的《微妙声》，陈松香于1939年在上海创刊的《觉有情》。此外还有武昌的《净土宗月刊》，厦门的《现代僧伽》，潮州的《人海灯》等等。大量佛教刊物的发行，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对佛学的兴趣，对佛教思想的推广，起了其他方式无法代替的作用。

近代佛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居士佛教的兴起，一批社会名流与工商业者进入信仰圈中。章太炎指出：“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人居士长老间。”1918年，在中华佛教会被取缔(1919年5月)的同时，太虚与章太炎、蒋作宾、陈裕时等以及王一亭、刘仁航等居士在上海创立觉社，后又创立上海佛教居士林，并订立了《上海佛教居士林规约》。其时，上海居士林以工商界人士为骨干，如上海总商会董事、无锡丝商周舜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上海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兄弟，“纺织大王”穆藕初，“味精大王”吴蕴初都是居士林的活跃人物，这反映了当时佛教团体的社会基础。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那?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近代中国佛教界这一种朝气蓬勃的新兴气象，为冲破传统佛教的桎梏，吸收新思想、新思潮，努力缩短传统佛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作出了贡献。我们看到无论是佛教革新运动，还是佛学院的兴办，以及佛学刊物的出版宣传，都为现代佛教以及未来佛教提供十分可贵的经验。

二、佛教的革新与振兴

中国佛教的近代复兴除了在佛法理念上的革新，还在佛教制度上作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当时，教界有识之士有感于寺僧素质的普遍低下，和内忧外患所造成的庙产兴学运动严重威胁着寺院佛教的生存等状况，开始大力呼吁和积极推行佛教教制改革。寄禅一方面在天童寺积极推行十方公有和选贤制的改革，同时也大力倡导以兴立学校来保教扶宗，并率先支持和开办长沙僧学堂与宁波佛教僧俗学校等教育和慈善机构。章太炎与释曼殊，更是积极地面对当时佛教的积习与时弊，一方面大力驳斥社会上对佛教的种种误解与偏见，另一方面，猛烈抨击晚近寺院佛教较普遍存在的流弊。章太炎还提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引领民初知识界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清末民初以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以佛法开启民智”思想的余绪。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人物”的释宗仰，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爱国爱教的历史洪流之中，与革命志士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有着深厚的友情与密切的往来。他支持、参与辛亥革命与反袁斗争，大力呼吁并开展佛教革新运动。他怀抱着以佛法救世的思想，“窃念僧俗一体，同处积薪，未有薪燃而火不及者；共巢危幕，未有覆而卵独完者，与其薪燃幕覆，而灾及其身，何如猛发慈悲，以利济斯世?世运虽不以佛运为转移，而佛法自可挽世运之末劫。”宗仰的思想真正标志着近代寺僧在章太炎等革新派的启发下，通过自身的佛法救世革命实践而具有彻底摆脱佛教出世的传统桎梏，从而走向佛法现世化的历史自觉。“这是宋明以来中国佛法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在这场佛教界掀起的改革复兴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文会的复兴运动与太虚大师的整顿僧伽制度运动。

杨文会被世人称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清季中国佛教典籍，自经过太平天国一役以后，几告丧失殆尽。杨文会初学佛法，有感于经典缺乏，于是发心刻出木版藏经，以广流传。清同治五年(1866)，约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刊印了第一部佛书《净土四经》。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在1897年，将自己的住宅，捐给了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这是他对中国近现代佛教最大的贡献，有评论说：“杨居士的创立金陵刻经处，不仅是中国佛教盛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佛教存亡的转折点。”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它的成立，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广州、杭州、福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之风遍及各地。先后刊印了数量可观的经典，对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杨文会最早提出效法西方宗教兴学办法，以庙产兴办新式佛教教育，并且率先提倡。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兴办“佛学研究会”与“祗洹精舍”两个组织。前者为居士界研究佛学的聚会，后者为训练僧众的学堂。“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其课程除佛学之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金陵刻经处，及其所附设的研究会与祗洹精舍，是当时佛学重心，自然也就成为佛教界人才荟萃之地。欧阳渐、梅光羲、李证刚、桂伯华、仁山、智光、太虚等人皆出其门下。杨文会致力培育佛教人才，造成教内外学佛研佛之风气。为现当代中国佛教埋设了火种。有学者称，“从近百年来的佛教发展史看，杨仁山是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枢纽人物”。

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僧团内部更多的进行反省，力图通过自身的改造、调整，来回应时代的演变。僧界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出自杨文会门下的太虚。太虚早年曾人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后来他又景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学者的革新思想。民国以来改革复兴思潮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他曾于1912年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想把镇江金山寺改为佛学堂。但由于佛教界传统势力的阻挠，未能成功。1913年2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太虚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1914年，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出关后，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高举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三种革命”，开始了他为时30年的改革实践和弘法事业。

太虚大师所谓“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已往佛教，专为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要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去改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增进人类互助、互敬，完善社会制度，使人人能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展开求进步，以道德来美化人生、发挥人生本有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排斥类似神道设教及专向死后问题的探讨。

所谓教制革命，太虚大师在所着《僧伽制度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也是三大革命的重点所在，目的在于改革僧伽制度。以后他又写了《僧制今论》、《建僧大纲》等。太虚大师反对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反对把方丈当作家长，将徒众当作子弟，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化的现代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以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戒和同修，意和同悦的精神，使僧团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十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总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卢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德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比丘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苑”(宣讲于乡镇)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我们说，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

所谓教产革命，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和兴办各种僧教育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工厂。在这三大革命中，自然是以“教制革命”为其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倡导整顿僧伽制度，力图补偏救弊，主张统筹全局。他的这一主张，吸引了当时社会上及教内的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所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说到：“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下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具体来说，大致是：一、革除：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三项主张，是太虚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但总的来说，他的革新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佛教内部强大势力的阻挠，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并认为这些改革的主张是离经叛道。他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自己的改革运动作了总结。

三、念佛不忘救国

19世纪末掀起的佛教复兴运动，于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潮。40年代后，由于日寇侵凌，国难当头，国人被卷入救亡图存和内战的硝烟炮火之中，佛教复兴运动举步维艰。所以抗日烽火中的中国佛教徒可能是佛教与现代中国社会关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胜利而告终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徒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以大无畏的精神勇赴国难，用智慧与慈悲唤醒民众的救国情怀；举办佛事法会护国息灾；成立服务团，救护伤员，接济难民。中国佛教徒用鲜血及生命，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日里，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和佛教徒作为一支社会有生力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事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如当时的湖南南岳，曾有“佛教抗战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许多佛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有“上马杀贼，下马念佛”之说。佛教圣地五台山成立了“僧界救国会”，组建“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救护军民。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伤亡尸体。上海佛教界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的难民、灾民，更是不计其数。全国各地佛教徒所组织的抗日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也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及大德高僧如弘一、太虚、圆瑛、赵朴初等作为中国佛教徒的杰出代表，都有彪炳史册的业绩。

弘一法师为近代高僧，当抗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他勉励僧众要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在闻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曾伤感地对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当时凡有求字者，辄题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在这里，他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表现了爱国之心与民族气节。当时敌机、敌舰常来骚扰厦门，弟子求他转往内地。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因此命自室为殉教堂、晚晴室。

太虚大师为近代佛门领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文章号召东亚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来反对侵略。1938年，他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渝“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并主持筹办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民等。又分赴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地做讲演，以救国之道号召佛教徒踊跃参加救亡图存事业。1939年秋，太虚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佛教的蛊惑性宣传，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赴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访问，宣传中国抗日救国国策，备受千万人之欢迎，争取了南方佛教国家的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主张。

圆瑛法师曾于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会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进行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和医治难民和受伤的战士。为筹集资金，他携明畅法师到南洋诸地募捐，以其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他将此款项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之用。师徒二人回国后，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问罪。他俩在严刑拷打下仍坚贞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赵朴初居士当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和广大信众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本着“报国土恩”的精神接触爱国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他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出任总干事。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他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处难民收容所，曾独自高举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难民脱离险境，并依次叩开寺庙、剧院大门，安置难民。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统筹收容的难民总数前后共达50余万人。他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前线，还通过重重险阻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去参加抗战。

法尊法师是中国现代着名佛学家，在举国投人抗日战争的非凡年月里，他曾写下《致各地同学书》，号召僧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灭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口，我们有两种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卫教?”将护国护教、爱国爱教结合在一起。    悲观法师等在IN0年10月也组织了一支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进入缅甸。他们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汇编成一本中、英、缅文对照的特刊，沿途散发。他们还到各处演讲，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日军暴行，获得了缅甸广大僧俗的强烈同情。后来，缅甸佛教界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的邀请。

应慈法师在抗战时期曾几次遭受敌伪要挟，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断然拒绝。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的再版序言中他慷慨陈言：“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同仇敌忾、爱国爱教之心跃然纸上。

在抗战时期，具有光荣传统舶中国佛教徒再一次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救苦救难、勇猛精进的菩萨行精神，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如在华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拈花寺设立了规模较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成千上万。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开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办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北平佛教徒还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界也南北呼应，举办类似法会，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来支持爱国抗日。佛教徒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这一救亡图存的大洪流中，书写了中国近代佛教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历史，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尊敬与褒扬，历史将永远铭记。

震华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动员中国佛教徒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编着了《僧伽护国史》。指出佛教徒“能做本分以内的事业，便为消极爱国；兼做本分以外的事业，便为积极护国”。所有人都应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以然者，国为吾之国，吾不得不护，教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护。”他还着有《东渡弘法高僧传》、《人华求法高僧传》等，意在劝诫日本不要数典忘祖，忘恩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