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佛教现代化略论

　　赖永海

　　[长春]长白论丛，1996年第1期

　　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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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赖永海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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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了一大步。与之相应，各种意识形态也正在逐步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通常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二是如何适应现实的社会？——如果说，特定的传统往往是特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载体”(亦即具体的思想内容)，那么，特定的社会条件则常常是某种意识如何现代化的现实根据(亦即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及如何发展)。

　　与其它宗教一样，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今日社会里也面临着一个要否现代化及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一般而言，不会有人反对佛教的现代化，而对于佛教应该如何现代化问题，则可能会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佛教在当代的发展趋势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不妥欠当处，有俟大德、方家。

　　一、现代佛教应该肯定现实人生

　　佛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和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不管哪种流派、哪种表现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人生为主题。

　　就世界范围说，以个体人生为对象、以自我解脱为目标之小乘佛教比不上以利他济众为号召的大乘佛教发展快、影响大；其次，对人生取厌离、否弃态度的“消极佛教”逐渐为肯定人生现实价值之“积极佛教”所取代。这两点我们都可以从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得到有力的说明。

　　佛教之东渐，原是大小二乘兼传的，但是，小乘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始终成不了气候，且自魏晋以降，更是日趋式微；与此相反，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汇儒家的人性、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此中之缘由无它，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较诸小乘注重自利、单讲自我解脱的思想更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需要，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种思想的普及程度，决定于社会对这种思想的需要程度。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够盛行于中国而小乘佛教在中国始终成不了气候这一历史事实，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中国佛教的往后发展，中国佛教现代化所走的道路，不可能是那种封闭式的、注重自利、自了的小乘佛教，而应该是那种开放性的、注重利益他人的大乘精神。

　　中国佛教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自隋唐之后，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深入地考察禅宗的思想，其最核心的东西当是把一切诸法包括诸佛与众生都归结于自心、自性。如果说，笼统地称自心、自性容易造成把印度佛教的心、性与中国佛教的心、性混为一谈，那么，中国禅宗所说的自心、自性，在相当程度上还可进一步归结为人心、人性。——这一变化之富有“革命”意义，以致后人把慧能对传统佛教的变革称为“六祖革命”。

　　“六祖革命”的实质决不是改变某一佛教术语之称谓，更重要的改变了此一称谓的内涵。具体地说，慧能以人心、人性取代传统佛教的自心、自性之实质，乃在于用现实的人生去取代虚幻的佛国。

　　把佛教归结于人生的思想何以能增强禅宗的生命力，使之风靡天下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生的价值取向问题。禅宗对于传统佛教的一个重要改革，即是调整了佛教对于人生的态度。它一改传统佛教之厌离和否弃现实的人生，而易之以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取积极肯定的做法。

　　二、现代佛教应该注重利他济世

　　如同人生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佛教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对于出、入世问题的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现代佛教的命运。

　　基于对人生的厌离和否弃，传统佛教、特别是小乘佛教在出、入世问题上基本上是站在出世的立场。传统佛教的这种出世主义，使得佛教在其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屡屡遭到挑战和挫折。如果说，佛教在印度的衰微实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不能完全归结于佛教出世主义，那么，小乘佛教在中土的始终不成气候，其出世主义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六祖慧能之前的禅宗虽然也能师师相承、法脉不断，但始终不能有较大的发展，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注重隐思空山、离世隐修的山林风格，那么，慧能之后禅宗的蓬勃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其注重入世的精神。

　　人们不妨翻阅一下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受到非难和攻击最多的，就是其离世、出世的主张有悖于儒家伦理。起初，佛教徒经常以“在家出家”、“方内方外”等说法分而辨之，认为，在家之民，自然应顺化随俗，但方外之宾，则应该遁世求宗。这种主张虽然可以为佛教的存在提供理论的根据，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儒家伦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任何有背儒家伦理的思想想要在中国取得较大的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

　　鉴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历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和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中国佛教还是循着印度佛教出世主义的老路，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中国佛教想取得较大的发展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中国佛教应该在与儒家伦理和现实社会相互关系上，采取较实际、灵活的态度，这些主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佛教常根据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的精神，认为佛教不应该只讲自身之解脱，而应该更加注重利他益世、广济群生。基于这一思想，中国佛教史上的有为高僧和有识之士，常主张佛教不应一味潜形山谷，泯迹人间，岩居穴处，隐遁修行，而应该走利生济世的道路。

　　其次，中国佛教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还在于它较好地处理了佛法与世间法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佛教的成功之处有二：一是适当地调整了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的相互关系，使得佛教非但不与封建伦理纲常相悖，而且能佐教化。例如隋唐之后的中国佛教非但大讲孝道，而且“劝臣以忠，……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其二，中国佛教能够善于随顺世法之需要，既讲“治心”，也讲“治世”，把佛之“治心”与儒之“治世”合理地统一起来。此诚如宋代名僧契嵩所说的“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这样，佛教非但无损时政，而且有益国治。

　　如果说中国佛教的其它宗派在出、入世问题上多表现于某些较具体的观点和实际的做法，那么，禅宗在这方面则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它已不局限于某些具体的观点或做法，而是作为自宗的一个基本思想。而禅宗思想的这一转变，也是以“六祖革命”为标帜，此诚如玄觉在《永嘉证道歌》中所唱的：“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也就是说，自慧能之后，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已被融为一片。

　　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那种只顾自我修行、自我解脱的佛教在当今时代是行不通的，当代的佛教应该走利益他人、注意济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