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法师的爱国爱教思想

　　◎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摘要：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也在这一时期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与变动。慈航法师将爱国看作是己躬大事，亲自撰写文章与发表演讲，宣传爱国爱教的思想。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以及为抗日战争筹集经费，慈航法师追随太虚法师募捐并弘法南洋诸国，积极发表反对侵略战争的演说．他的爱国爱教思想，至今仍被中国佛教界奉为瑰宝。

　　今年是著名的当代佛教僧、教育家慈航法师圆寂53周年的日子。这位将一生献给佛教事业的菩萨，以他的生前言行，践履了他一生奉行的“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宏愿，赢得了海峡两岸广大佛教徒的尊敬。金秋时节，因缘际会，慈航法师的肉身圣像分身又将回到他剃度出家的祖庭道场庆云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这无疑是落叶归根的果报所成，中国大陆的佛教徒能够亲奉慈航的分身，也是佛祖的因缘，由是加深了两岸佛教徒之间的法谊。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不安的时期，佛教也在这一时期承受了诸多的苦难与变动。太虚大师曾说：“中国晚唐以来，达人虽众，陋儒亦多，每肆狂言辟佛，阴盗阳憎，心奉口违。故考民俗风习，虽皆信行佛教，而多不居为佛教徒，唯任出家二众僧尼游乎方外，若存若亡，鲜在家众持续传守，且时或凌折之。故我佛声光虽尝大振乎隋唐，浸衰者远，沦替及兹，已成千钧一发之势。”中国的佛教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为此一些佛教高僧和居士一直在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宁波七塔寺的溥常法师就说过：“近今政体变革，社会窳败，非仗如来大慈大悲之无畏精神，决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言，诚为千古确论。斯时也，中外卓识远见之志士，勃然兴，油然生，欣欣然趣人佛海。以佛学为安恬天理良心之第一归宿，未始无由，吾侪佛门子弟，为如来使，荷担大法，义不容辞。”慈航法师一直关心佛教的复兴运动，他佩服太虚大师的人格与复兴佛教的愿力，自愿入室太虚门下，做一名弟子，积极追随大师从事佛教复兴活动。

太虚大师是一个佛教改革家，他提倡“人生佛教”，主张佛教要积极参与社会，改变世人对佛教的看法，让佛教真正能为社会做一些实事。太虚也是一位爱国爱教主义者，他一生不断地强调爱国守法，要求佛教徒做一名爱国守法的公民。他说： “佛法施行一切国土，贵适乎时而当乎机，随顺差别必观因缘。就吾国言，中国今为宇内贫弱危困之国，民心苟惰，政治飘摇，风化凌夷，生业艰苦，于是张扬爱国，尊奖利群，乃以图存。凡为自淑，非有封豕长蛇之行，食人壑邻之事。唯善无恶，不违正义；救存援溺，当赋同舟。是故沙门既悟我我所空，尤当持诸幻有乃至血肉骨髓，作法施财施无畏施，供养国家，利济社会。奋大勇猛，运常精进，国群有益，罔不趋兴，先之劳之，无或稍懈，备世之急，脱民于险，此其一也。今世诸国森列，弭争乏术，有一不能独立者则群起分夺，大乱斯成。中国土广且肥，民众无匹，若非有以自卫自存足持一时趋势之平，则将召祸地球；而扰害人伦者，虽至强者尽成虎狼，弱者皆化虫沙，犹难底止。故今救护中华民国，即是救护大地人类。然非振导国中人人靡不尚行爱国利群，无以救护中华民国，则沙门之当勇施国民哀拯世人益不容已，此其二也。”

慈航法师牢记恩师的教导，将爱国看作是己躬大事，亲自撰写文章与演讲，宣传爱国爱教的思想。他曾经在新加坡创办了((佛教人间》，在第二期上发表了《吾爱吾教亦爱吾国》，这是一篇鲜明反映了慈航法师对国家和佛教的挚爱之情，读之令人感动。全文如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僧徒有责”，斯二语，已为老生常谈。然则，今之国是何国，今之教是何教?吾不忍闻，亦不愿闻!吾不忍言，亦不愿言!奈何，果不闻耳?果不言耳?非也。

尝读：宋玉对楚王问：“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日：“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吾必日：愿大德宽其罪，使得毕其辞!

吾窃思之，何期得入深山?高栖岩谷，或修净土，或作禅观，不闻国是，那管教非。不发一言，莫下一策。我既与人无诤，人亦与我何怨?奈何，无诤而妄起诤，无怨而妄结怨。既自恼又恼他，既非愚亦即狂!倘能终日如土木，遑问将来成佛与否?即此生亦已成人间之神仙矣，千足万足。

何奈，耳未聋，目未闭，而气息犹存，焉能装聋作瞎耶?不闻乎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庐舍为墟，饿殍载道!吾民何辜?应得如是之恩赐耶?不见乎波旬作祟，鬼哭神惊!宝殿梵宫皆成魔窟!吾僧何罪?应获如是之义利耶?此无他，人心已丧尽矣!欲救此不挽之沉疴，非创办“佛化教育”不为功。盖国家之兴废，全视教育良与不良为枢纽。教育良，则人心向善，而国必兴!教育不良，则人心趋恶，而国必衰!此有识者所公认，非吹毛求疵之可比!然则，教育应如何方称良善?一语而蔽之日：以“佛心”为教育之灵魂也。果能以“佛心”之教育而培育英才，则凡求学受业者，皆可称之日： “佛子”。一但毕业后而服务社会，为政者以佛心治事，则政治何尝非佛事?更何处觅贪官污吏?为商业者以佛心经营，则经商亦系佛事之一，又何处觅奸商市侩?政治及经商如此，其他一切莫不如此。内有高僧弘教，化导人民；外有护法檀那，安僧持法， “佛法得世法而兴，世法得佛法而治”。此理易明，了如指掌!果能合全国寺产自动创为佛化教育，培育佛心人材，非但救教，亦可救国；既可免外人有觊觎之心，又可作自利利他之弘业!奈何执迷者而未自悟，而舍本逐末者亦大有人在!时已迫矣，日已暮矣。纵不自爱，亦必有越俎代庖者在。彼时玉石俱焚，城门失火，必至殃及池鱼!吾为教忧，亦为国忧!吾愿高枕无忧者，稍留意焉。欲救教救国者，非创办“佛教大学”不为功!口能“引商刻羽”?试“起而和之”也可。 (写于母难日发起慈航大学筹备处)

　　这篇文章，由于底稿模糊，许多字不易辨别，经仔细辨认之后，大多数字被认了出来，所以全文的意思还是清楚的。慈航法师开篇就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僧徒有责”的“老生常谈”，把它作为佛教僧人的国家观与社会责任观而加以强调，“吾为教忧，亦为国忧”，说明他是非常重视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慈航法师在文中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出家人，只管自己修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了汉”的做法，而当时社会正是“草木含悲!庐舍为墟，饿殍载道!吾民何辜”悲惨时期，如果出家人对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动心，不生起广泛的同情心，没有佛教慈悲为怀的胸怀，没有广度利他的理想，只顾自己的解脱，那么即使得到解脱也是无益的，何况也根本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为从大乘佛教的教义来看，地藏菩萨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大愿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徒的最后成佛之路。他又指出，佛教徒要做到“我既与人无诤，人亦与我何怨”似乎是出家人的本分事，但是世界上的事情都存在不同的两面，从佛教不二的思想来看有亦是无，无亦是有，既有无诤，必有起诤；既有无怨，必有粘怨，所以只是一腔情愿地想去无诤无怨，实则还会生起有诤有怨，面对众生之苦、国家之难的“无他”之心，实为“人心已丧尽矣”。慈航法师把这些人的自私做法，归为缺少佛教教育，尤其是缺少“佛心”的教育，认为整个国家之所以陷入困境，皆是由于缺少“佛心”教育所致，所以要在全国开展“佛心”教育，以培养人的诚信，以“佛心”治世，美好社会焉有不来?

　　慈航法师对改变国家的想法之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他看到了由于人心的浇漓、世法坠落的情况，抓住了改变国家必须改变人心的实质。像他这样的想法，是当时佛教界流行的看法，不仅仅表现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授法师圆瑛大师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之人。圆瑛大师认为： “世界到了今天，国与国不和，族与族不和，人与人不和，推原其故，扰本之病，就在于众生我见心太重，汝心也要为我，他心也要为我，个个之心都要为我，以致酿成恶浊世界”。所以要改变社会，改造世界，就要发挥佛教的慈悲思想，以此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会道德，应尚佛教慈悲。……假使国民之心理，未有慈悲之观念，人我炽燃，竞争纷起，不独无以致和平，抑亦无以杜杀伐。欲杀机止息，竞争潜销，必以慈悲化民，亦可臻无为之郅治。……而我伟大祖国，果能崇高佛教，慈悲之道，广宣流播，使民日熏日习，自可趋于道德。”慈航法师为国忧、为教忧，仔细地思考过采用世界流行的一神教、哲学、科学、经济等各种救国救世的手段，但是所有这些都让他不满意，因为“以神救，则正在坚固其不平等之壁垒；科学救，则正在精研其杀人之本能；政治救，则正在讨论其杀人之计划；军事救，则正在练习其杀人之手段；经济救，则正在充裕其杀人之原料；一元多元，聚散未定；哲学宗教，无所适从；吾人又不能不沉思默察。”因此，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只能用佛法来救国救世，“故政治失其效，法律不足恃，军事不足畏，道德无所存焉。欲救斯病，先以正因果而晓之；全国人民，果能人人深信善恶因果，则恶行自不敢为，继能积极善行，则国不须救而自安矣。”虽然慈航法师与圆瑛大师在采用什么具体的理论来救国救世略有差异，但是他们思考的方向还是一致的，都是以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平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在当今我国的国情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沉思默察”。

慈航法师忧国忧民，爱国爱教，主张国家统一，人民统一，佛教统一。他说： “我们试看每一个国家有力没有力，就看那一国人民统一不统一。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好像一盘散沙一样，那么无论是有多少人民，也是没有力量的；设若这一国的人民能够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够会发出很大的力量。以整个中国佛教徒来说，不能说是不多，所缺的地方就是全国的佛教徒不能在统一线上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事实证明，中国的佛教一直与世法有离不开的密切关系。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慈航法师的肉身圣像之分身之所以能重回祖庭，就是因为当前中国佛教走上了一条繁荣的新生道路。中国大陆的佛教界走在一个“统一线”上。全国人民和广大佛教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互相合作，取得了今天的大好局面。所以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结，佛教徒要相互合作，是未来国家、人民和佛教徒发展的方向，慈航法师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爱教的典范。

他在以“佛心”救国的思想指导下，看见了“佛法值世法而兴，世法待佛法而治”的中国佛教的特殊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佛教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一个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思想。慈航法师强调“殊不知‘宇宙万有’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内而根身，外而器界，毫无绝断之‘一’可得，乃‘众缘’之所成；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实无亡余‘存一’之理，果能以‘众缘所成’之理而晓之，则全国人民互相互助之不暇，岂有不相安相乐哉。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因缘所成，是一不是二，因此对待世法就是要从整体的圆融观上来看，国家与佛教也始终处在圆融一体的关系上。虽然慈航法师站在佛教的立场看见了世法与佛法，国家与佛教之间不离的关系，但他还没有像太虚大师那样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太虚大师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考虑到国家的利益，他曾经说： “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要报父母、社会恩亦无从报起。所以，我们更要报答国家恩，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在今日众敌围攻的中国，我们中国的国民、英勇的将士、慷慨的豪杰，应在众敌环攻之时，一致奋起建设光荣的国家吧!”不过，慈航法师强调了“众缘所成”的一体不二观，也就说明了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如果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海峡两岸的人民和佛教徒“互相互助”，那么慈航法师所追求的“相安相乐”的社会就会早日到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运动。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的徒弟宏明为救护队队长，有100多名僧侣参加了救护队，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随着全国抗战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国佛教界的工作重心转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上面，出家僧侣秉着“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精神，积极上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各地佛教寺院纷纷举办医院、救济团、难民收容所等，从事救济慈悲活动，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为死难者进行超渡，为生者祈祷，整个佛教界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界还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派人到国外募捐化缘，为抗日战争筹集经费。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在抗日战争中发表抗日演讲，到东南亚各国宣传抗日主张。1940年，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到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出访，主要任务就是在各国宣传中国抗日救国的运动， “就是联络世界佛教国家，一致起来扑灭侵略的恶魔，令世界人类，都沾到佛教的光明。”太虚大师在各国不同场合发表演讲，号召“现在，中国是抗战时期，同时也是建国时期，大家要团结一致!”“现当此末法世界，我国被倭寇侵略，惨遭劫杀轰炸；不幸欧洲亦有战事，各不安定!吾揣想经此浩劫以后，将来可望渐趋和平，但必须赖佛法救济之。”太虚大师坚信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佛教能在民族危亡之际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号召广大海外佛教徒和各国佛教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现在，中国是抗战时期，同时也是建国时期，大家要团结一致!自唐、宋以来，佛教早已成了重要的因素。为了团结人心，精神总动员，唤起全国人民的精神，增加抗战的力量，大家应共同努力。本人此次出来，也是与各位共同作救国的运动。”

　　慈航法师是这次中国佛教出访团成员之一，他是太虚大师亲自点名参加者。太虚大师对慈航法师评价很高，认为“慈航盖一热肠古道、魁奇磊落之人也!昔尝从余问学闽南院，旋就任安庆迎江寺方丈，以精进遭俗忌，去而至南洋印度，于仰光大得人信仰。”太虚还亲自给慈航法师的《救国方案》作序，指出他的方案是“大致为从佛教立场以言救国之义欤!”太虚大师之所以选中慈航法师作为访问团成员之一，就是慈航法师曾经在东南亚一带弘法多年，创建过缅甸仰光中国佛学会、星洲佛学会、菩提学院、马来西亚槟城菩提学院、雪州佛学会、怡宝佛学会、槟城佛学会、马六甲佛学会、吉隆坡佛学会等佛教组织，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好的人脉和重要的影响。对此，太虚大师专门解释过： “佛教南洋访问团，在这个国难很严重而国际情势这么变幻复杂的期间，还能够成行，自然是多蒙各方人士的倡导，也还靠了佛教方面多年来对内对外都有一点广义的关系。……要通过佛教侨胞与各地佛教人士或团体发生关系；这种工作，这几年已经行得有相当头绪。就缅甸来说，远在七八年前，我有一位学生叫慈航，到南洋各地游历，最近在缅甸的仰光住下去。因为他是福建人，华侨中又是福建人多，所以他在那里很和当地的佛教人士要好，曾发起组织了一个仰光中国佛学会，作为我们中国佛学会海外的一个分会。自己建的房子，规模相当大。这个团体到现在已成立了五六年，和当地的佛教团体也有很好的联络。慈航已于三年前回国，因为他熟悉那面的情形，所以这回我们特约他参加来到团里，而缅甸的中国佛学会已表示欢迎访问团前去，并说愿意尽力和当地佛教人士接洽一切。”可以说太虚对慈航是非常信任的。

当时日本佛教界有些人为了给军国政府侵略中国涂脂抹粉，反对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活动，无中生有的造谣，说中国佛教界宣传抗日是违背了佛教的“慈悲戒杀”精神，误导海外一些人士。中国佛教界南洋访问团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澄清这些误导，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相，树立正确的大乘佛教观。太虚大师曾经从“慈悲与方便”的角度解释了佛教对战争的看法，他说：

“佛教的要旨，可说就是我们口头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八个字。这八个字，把佛教的全体大用都说了出来。原来佛教的本体就是一种慈悲性。 ‘慈’，就是务使所有人类以至众生都能够享受和平安乐。‘悲’，就是拯救因互相侵扰而失掉了和平安乐所起的一切烦恼忧愁忧患。但是光有慈悲性恐怕反而变成纵恶，致善良反被残暴所欺压，所以要以‘方便’做个门才行得通。所谓‘方便’，包含着‘智慧’和‘勇力’两个成分。智慧又分静定和活泼的两种。静定的智慧又可以说是真实的智慧，就是行而明察，对于一切事理，都能够察知其本来面目，一切迷惑、错误、罪恶、烦恼，都能够驾驭、征服。活泼的智慧又可以说是巧妙的智慧，对于一切事物，都能够权宜应付得很巧妙，很恰当。 ‘勇’，是一种难舍能舍的牺牲，难守能守的持守，难忍能忍的坚忍，难行能行的勤勇精进；也就是一种大无畏大威力的大勇。具备着这种智勇的方便力，对于佛教的慈悲本旨，才可以实行得通。所谓‘方便为门’，就是这个意思。

由上面说的佛教的意义看来，可说和反侵略会的宗旨是很符顺的。我知道反侵略的英法文，原来是维持促进和平的意思。和平是人类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无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溃败甚至消灭。但是人类中常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以致和平被破坏，人类幸福被剥夺。在这个时候，要靠爱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对侵略的行为，使侵略者知难而退，然后世界和平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幸福才能够增进。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完全相符的，也是与我们目前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战的精神完全相符。

这种‘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或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换句说话，就是‘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举个简单的例来说，战国时代的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侵略维持和平。可是他并不是口头上说说的，他有力量去阻止人家的进攻，他能够‘守’，使人家的‘攻’不生效力。公输子攻宋国，就是他设法打破了公输子的种种计策，使公输子放弃了攻宋国的念头。再就佛教方面来说，最显而易见的是寺里面的佛像，寺门外两旁列着武装的金刚，前殿两旁有武装的四大天王，更后又有朝向正殿的武装的韦陀，这都是表示一种武力的防御，就是表示了能守的佛力。同时，前殿有向外坐的欢喜相的弥勒佛，后殿有向外坐的慈悲相的释迦佛。表出佛教设化救世的精神，更以佛法感化人类，攻去他的暴恶心，唤起他的同情心，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进攻。”

作为南洋访问团成员，慈航法师随着太虚大师访问各地，除了协助太虚工作，联络各方人士之外，同时也积极参与，在各地演讲。面对高涨的抗日高潮，慈航法师发表抗日演说，发挥乃师的抗日思想，用佛教的理论来论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解答海外人士心中的疑惑。他说： “有人说，佛教最要紧的信条是‘慈悲戒杀’，如果佛教真的有利于社会国家，对于这个信条将无从自圆其说。好比日本军阀凶暴蛮横，侵略我国东北四省，佛教徒如果慈悲戒杀，社会国家不因此也完了吗?……我说，大乘佛法是积极的，是救人的……所以凡是大乘佛教的信徒，对于有害人类的蟊贼，都应该抱着抵抗铲除的决心。同样的道理，日本人敢侵犯中国，我们要尽国民的天职，就非抵抗不可，这正是慈悲精神的发扬。至于杀戒的话，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若太拘泥了，反落执着，而且佛教的慈悲戒杀，并不是单单教中国这样做，倘若全球人类，都肯学佛，杀既没有，更何用戒?”

如果说，太虚大师的反侵略理论是从纯粹的佛教义理来阐释的话，那么慈航法师的反侵略理论则带有佛教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色彩。他在肯定“慈悲为体，方便为门”思想的基础上，更着眼于从爱国爱教一体的圆融观上论述了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正确地指出“慈悲戒杀”的前提是看有利于国家与否，有利于人民与否?如果国无完土，天无完日，家无完体，人无完肤，佛教还有何用?佛教的真正意义是用来帮助独立国家的人格，提升民族的素质，让那些受到佛法熏陶的人民能够精进向上，为国家、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做国破家灭亡国奴的佛教徒，是没有自立与奋进信心的，所以，积极的、救世的大乘佛法的真正意义就是要匡扶正义，解救国难，慈悲众生，反对邪恶；佛教的所有戒条，首先就是要承认扬善惩恶这一根本的主题，戒杀只是用来保护弱者，面对强暴和危害国家完整与人类自由生活，作为一个国民的天职，只有去奋争，将其铲除。佛教经典(伏萨遮尼干子受记经》里讲述，严炽大王曾经问大萨遮尼干子：“大师，如果有外国的国王率军来侵略，将引起一场大的战争，我们应该怎样与他们进行斗争呢?”遮尼干子回答说： “首先应当找到这位国王的亲友和有知识的人去劝国王，让他放弃这种打算，实现和解。如果这样做不成的话，那么就只好与他作战了。”“佛法不杀”的“不杀”是指不要去滥杀无辜的一般民众，对那些行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坏人，危及于政权之人，则应杀就杀，应刑就刑。具体地说，只要有利于众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佛教的是“不杀”，反之则“可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佛教徒于国家危急，民族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参加了救亡运动，是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佛教徒爱国爱教的正义事业。佛教僧人提出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口号，这是尽国民的天职，他们从事的是正义事业，是保卫世界和平，惩罚恶魔的活动，虽是“可杀”，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永远“不杀”的千秋和平伟业，这是最大的慈悲，属于“正行”。慈航法师表述的大乘佛教积极的、救世的“慈悲戒杀”的理念，正是他的爱国爱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他纠正了当时一些人的不正确看法，影响深远。星洲(现新加坡)丹戎巴葛普陀寺僧寂英主编的《绋教与佛等学》一刊，就打出了“出世当知念佛，立世尤须爱国”的口号，表达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关心。这次南洋访问团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功，与慈航法师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慈航法师只活了六十年，但是他这六十年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他事佛出家以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奔走国内外，推行佛陀的教法，广利众生，而且还热心佛教教育，培养人才，在佛教界里做出了典范。他的爱国爱教思想，深人人心，影响了后人，至今仍被中国佛教界奉为瑰宝。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纪念慈航法师，就是要学习他为佛教甘愿奉献，奖掖后学，利益众生，不怕吃苦的精神，同时也学习他的爱国爱教的博大情怀，把未来的中国佛教的事业搞得更好，完成他老人家生前未完成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