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皈依与现代社会伦理

作者：李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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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今天整个世界，都面临民族问题、民主问题，以及主权问题，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

今天整个世界，也面临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性泛滥问题，这些都是属于社会问题。

今天整个世界老人、儿童必须有赖社会立法来保护，失去了家庭之温暖。老人固已注定寂寞终身，而儿童成年后，亦变成自私、冷漠、孤独。

个人人格分裂，必会带来社会秩序解组；社会秩序解组，必会带来政治上之叛逆。反之，亦会使得个人人格愈加分裂。这些问题，呈现在未发或正开发之国家中更为严重。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是因为：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乃至个人生活上都没有「皈依」感。

已开发之国家，已奠定了完整之政治制度；确定了一定社会规范；培养了个人独立之人格。独立人格之个人，就在治人与治于人之间，维持了一个均衡点，也正是政治、社会、个人之皈依处。但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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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伦理来看，仍是没有皈依处的。

正开发中之国家或未开发之国家，多为贤人、强人，乃至暴民政治，全赖其个人领导；且政权之篡夺、政变频繁，人亡政息。政治、社会、个人没有均衡点，也就没有皈依处。

论及「皈依」，我们不能不溯及释迦牟尼佛所创之「三皈(Tri-`sara.na-gamana)制度。这种制度，维系了佛教两千多年。而且，历久常新。所以我们确信，三皈依对现代社会，应有积极地启示作用。

所谓三皈依，根据《阿含经》：「阿难，唯提波罗陶师归佛、归法、归比丘众、不疑三尊……」[1]

为何要归依三尊呢？佛陀说，是表现归依的人具有三种本身自有的德性：「有三自归之德，云何为三？所谓归佛第一之德，归法第二之德，归僧第三之德。」

三尊，有什么值得尊重、归依呢？

就佛而论：「诸有众生，二足、四足、众多足者，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至尼维先天(navasa~n~ninasa~n~nina)上，如来于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诸有众生承事佛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之德，便是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2]

就法而论：「所谓诸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无欲、无染，灭尽、涅槃。然涅槃法于诸法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诸有众生承事法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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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阿含经》卷12，《含婆陵耆经》，佛光阿含经，《中阿含经》一，页424。

2. 《增一阿含经》卷13，<三宝品> 第二十一，佛光阿含藏，《增一阿含经》一，页399-401。；尼维先天，即非想非非想处天，为无色界第四天，三界中最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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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此名第一德。」

就僧而论：「众生之中，如来众僧于此众中，最尊、最上、无能及者。……是谓承事第一之德，以获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综此三德，佛为一代之教主，证得涅槃之圣者，自为一切众生中之第一德；佛陀因之修行，而证得涅槃法，自为形上、形下第一法；皈依于佛、法之僧众，放弃了个人财富、声、色之娱，自亦是佛陀徒众之圣者。

「三自归」之归依者，自然具有三种德性；而虔诚地归依，更是与三德合一。这也佛、法、僧，以及一切有情众生之均衡点与皈依处。

如果我们将「佛」比之于「国家领导人员」。将「法」比之于「法律、法规」；将「僧」比之于「各级行政干部」，也有三德之尊，也是受尊之三德。我们的现代世界，一定更为美好。

根据《圣法印经》及《法印经》：「清净、空性、寂灭」就是涅槃[3]。归依「法」，就是归依清净、空性、寂灭，也就是归依涅槃。

为什么要依「法」呢？因为此「法」即是真理，是佛陀所发现之真理：「法尔如是，法住法界，此法常住」[4]；僧是上承佛陀所发现之真理，下化众生的传道者。由此可知：归依「法」是知识范畴，归依佛与僧则是伦理与道德范畴。

换句话说：三皈依，乃是通过佛与僧之伦理、道德范畴，以达到最高真理涅槃法之知识范畴，这是我们站在哲学思辨立场说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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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正》二，页500，及拙着《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页110，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

4. 《杂阿含》卷11，《大正》二，页8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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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宗教立场看：涅槃乃是众生之究竟解脱，这才是最高之伦理，才是真、善、美之极致。尤其印度之学者们，大都将宗教上之「解脱」列入伦理学之中；西方从希腊乃至士林哲学家，虽然也论及动机与方法之善，但极终之善还是上帝，人们认知了神，也认知了真、善、美。那才是最终极之伦理。

佛教是宗教，其归依法，也是伦理的。因此，我们说佛教之三归依，也就是佛陀为佛教所建立之基本伦理，也是佛教的大宪章。

二、三归依之价值

释迦牟尼佛有大智，所以有大悲；有大悲，所以有大智。大悲在于济世久远，大智在于以前为鉴。他的思想与方法都是取自印度传统与非传统之精华，去芜存菁而成[5]。而他为佛教立的大宪章——三皈依亦不例外。

(一)三皈依之溯源：原来印度教之大宪章就是所谓三纲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如果用佛陀的话说，则是：「皈依吠陀，皈依祭，皈依婆罗门。」其中皈依吠陀与皈依婆罗门就等于皈依法、皈依僧。

佛陀受耆那教(Jainism)的影响很多，基本上，三皈依也是直接受其影响的。耆那教之耆那(Jina)不是教主，而是解脱的圣者。他们除了皈依耆那教教义之外，也皈依僧，皈依耆那。耆那与佛不同者：除其所服膺之教义不同外；佛陀为教主，而耆那只是解脱的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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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拙着前书，第三篇，页61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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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创宪章：佛陀时代已见婆罗门教的败象，认为他们所「皈依祭」是迷信，其所皈依之法《吠陀经》更不足恃，因之靠祭祀营生之婆罗门更不值得皈依。

耆那为大灵魂，佛陀是倡缘起的，当然反对灵魂说，自然也不赞成其法与僧。但佛说「三皈依」之概念则是从婆罗门教、耆那教而来的。

此外，佛陀除了不得以上两者之教义外，同时也反省婆罗门的腐败，不足以发展教务，《吠陀经》与祭祀也不足以巩固其信仰中心。

耆那教的僧虽然修苦行，足为万世师，却不足为万世法，所以不能开物成务，其抽象不实之「耆那」信仰亦不足成为信仰中心。

所以佛陀建立僧团之戒律，以防僧团腐败，蹈入婆罗门之覆辙。改耆那教僧团之修苦行为「中道修行」，以利宗教之发展。

同时，将虚无、形上、神观为中心的归依，改为他本人、人格的、现实的，佛陀为皈依中心。

可见，三皈依之概念或名词虽是得自前二者；但佛陀三皈依之内容与精神却是佛陀自行创立的。唯有他具有大悲、大愿才有此气魄，直下承担；今天也足以证明是因为佛陀的大悲、大愿，才能使四众弟子感动而圣法长住。

(三)圣法长住：佛教传到现在，已历两千四百多年[6]。之所以能圣法长住，历久常新，实应归功于佛陀高胆远瞩，自己为佛教树立了伦理宏规，而成为佛教大宪章；而此宪章还能传之久远，其原因如次：

1.佛于众生中最尊：从《六度集经》[7]所载佛之本生；以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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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陀出生与涅槃年代不详。室利兰卡学者以为公元前五六四～四八○；中国学者认在公元前五六八～四八六。参阅拙译《印度通史》下册，页1614，国立编译馆出版。拙着《中印佛学比较研究》，页977-988。

7. 《大正》三，本缘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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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经如《华严》，《法华》、《楞伽》诸经中所载：印度传统文献，远比佛陀之前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之神、魔、仙人，都皈依了佛，成为佛陀大弟子。如以文献学、历史法则来看，简直是笑话。但如站在文学或宗教上来看，也更显出它的价值。

譬如佛陀前生若干世本生为鹿，见人溺于水，而救护之。前本生为鱼王，见众鱼为渔网所捕，乃以大尾刺破网，而群鱼得逃生等故事[8]，皆在说明悲心存于一切众生之中，低等动物尚有悲心，何况人！

佛能使群魔、诸神、诸仙都能皈依其座下，乃是指佛陀的悲心能宽恕怨敌，摄服诸神、众魔，这自然已属有情众生中之最尊了。

就现世观，佛陀以国王太子之尊出家修行，其能舍弃荣华富贵，声色美食之乐，即已够伟大了，进而能得大证悟，实非常人所能；成道后倡众生平等，使得最低的首陀罗也能与婆罗门同起同坐。佛陀甚至优先为理发匠的首陀罗剃度，他就是有名的优婆离(Upaalii)。

佛陀在《阿含经》中所揭示之修行内容是从如何做好个人之本分为起点，首先要分别善恶，知道自己的缺点，努力学习，亲近好人，追求正法，独立思辨，依次奉行。像这样作为一个公民的条件做到了，才能正式出入戒、定、慧三无漏学，然后才能证入解贶道。从《阿含经》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都为求「建立人间伦理」，其所示伦理条目，可说超越任何宗教之教条[9]。可见佛陀最重世法。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人生伦理，是解脱伦理之基础；其二，救度众生必须建立社会伦理。换句话说，佛陀之悲愿是要众生解脱，也同时完成了人间的伦理教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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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前，页32上、下。《六度集经》第五十一及六十。

9. 杨郁文先生之《阿含经讲义》，尤其12，学、道过程表解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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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论从佛陀之人格，佛理之教化，以及他教化之精神与方法看，他都是「众生之中最尊」。

2.涅槃是诸法中之尊：涅槃(Nirvana)，就是清净、空寂。我们在前面举过《圣法印经》为例，这应是佛陀最早所给予涅槃的定义。以后他又陆续指出：「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一切法无常，一切想无我，涅槃寂灭。」[10]之后又演进成《四法本末》说：「一切诸行欲不灭尽此亦难得，灭于爱欲永尽无余，灭尽涅槃。今有四法本末：「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一切诸行无我……涅槃永寂……是谓诸贤四法本末。」[11]这就是以后的四法印。

一切现象的、有形的，都是变化的、无常的，包括「我」在内。既然我也是无常，故无我。我既不可得，而众生尚一切以我计，所以一切切诸行苦。

涅槃法所以为诸法之尊，在使众生知道一切空寂之后才不会贪着利养，执着生死；正因为不会贪着利养，执着生死。所以才能发大悲心，救度众生。在<中般若品>称之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与空相应。」[12]

佛法深广无比，但综言之：缘起因缘法是他的宇宙观，四谛法是他的人生观，法印则是他前两者之究竟结说。换句话说：他是以万象之迁变归于涅槃之空寂；众生之生老病死，归于涅槃之空寂。在空寂中产生悲愿，与空相应，去救度众生。

这种以超越的出世法，去救治世法，自不愧为诸法之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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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杂阿含经》十，《大正》二，页66下。

11. 《增一阿含》卷18，《大正》二，页639-640中。

12.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1，<奉钵品>第二，《大正》八，页121中、下；印顺老法师《初期大乘佛教之缘起与展开》，页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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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僧为佛众弟子中之最尊：佛既为众生中之尊，佛法涅槃又为诸法中之尊，专为传播佛法之僧众一定是佛弟子众中之尊。这是从必然的逻辑而得之结论。再从历史来看，佛教历经二千四百多年，现正方兴未艾，逐渐发展到了欧洲、美洲，佛教教之威、德，佛法之高深自然为其原因之一，但佛教历来之高僧大德，代代兴起，代代相传，延佛慧命，实在功不可没[13]。

究其原因：

(1)佛教有伟大的传统：出家人以归依佛陀、佛法为荣，至于为什么以此为荣呢？我们在前已谈到，佛陀为众生之尊，涅槃为诸法之尊，所以以皈依佛、皈依法为荣。

(2)佛教有丰富的文献：佛教在印度留下那么多文献，远超过印度正统之宗教，乃至一切其它宗教。基本上说，印度是不重文献的民族，而佛教能留下那么多文献，简直是一个异数。

而且，更值得一提者，自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印度大多数佛教文献已译成汉、藏文，则大量佛教文献亦会在印度遗失。这也是佛教复兴的第二大异数。

第一个异数应归功于佛法本身之深广，第二异数应归功于佛法之人文精神与中国儒家精神相契，其出世法又为中国道家相接。

而韩、日文化又早受中国所影响，对于接受佛教亦如中国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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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佛教历代大师辈出，可参阅《大正》四十九至五十二册，史传部，《东初老人全集》之一《中国佛教近代》。至于中、印以外其它国家，手头无数据可考。而日、韩、以及前宋、明以前之高僧，部份已录于「史传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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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归功于有效之戒律：佛教僧团之维系，除佛、法信仰外，便是戒律了[14]。佛陀在世时，由于徒众增多，始渐渐规定戒律，大多简单明了，称之为「增上戒学」[15]。到了部派以后，有的部派则各有增益，其中以「根本一切有部毘奈耶」为最完整，其它尚有萨婆多部、弥沙塞 、摩诃僧祗等部之戒律。

从内容上分：无论僧、尼，从出家到涂毘，其中行、住、坐、卧，聆法、受戒、托钵、受供、接物、交谈等，无一不在戒律中规定着，远比一个国家的「法规汇编」还要详尽。兹举一例：「观军学处」说：比丘尼如乞，食或有军人入寺、或军人主动找其交谈，不算犯戒，但不能表示一己之好恶[16]。像这样的细微小节，在律中已制定了。可见在印度的佛教僧伽所受之教育是极为严格的。迄今南传佛教多尚因袭之；而中国僧团，为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大致是依禅宗「百丈清规」。不过，出家、剃度、受戒，尚悉依古制。但中国的法师最受人尊重的，还是他们能「严守清规」，不近色、不荤食，这在一般凡人看来已足够为天人师了。食、色，性也，能反制自然，升华人性，佛教之教律能使僧伽延佛慧命具有极大的作用，僧众为其弟子中之尊，实当之无愧。

佛既为一完格的圣者，虽然有人迷信其为神，但这不碍佛的伟大，只能归咎于迷信者自身。涅槃空寂，虽有人误认为是消极，而皈依「青灯古佛」，亦只能归咎于消极者自身之堕落、颓废，无损于空相应之大乘行者。虽然，也有极少数的出家人，败坏清规，但亦不影响大多数僧伽承担了如来家业。总之，佛、法、僧三皈依制度之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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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详参《大正》二十二至二十四册。

15. 见杨郁文先生《阿含经讲义》，增上学，页49-59。

16. 《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毘耶》卷14，《大正》二十三，页98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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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对佛教之发展，实具有重要之价值。

三、现代社会伦理

虽然家庭、社会、国家有其一定之界限，也各有其重心或中心，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此一原则终不会变；而社会又连接家庭与国家成为一个整体社会，也是不变的。

但是，现代的家庭、社会、国家之重心确是变了，而形成了现代社会之特色。那就是家庭、社会、国家伦理之颓废。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可归纳成下列三种原因：一为政治民主的盲点；二为社会福利的盲点；三为两极经济制度的盲点。

(一)政治民主的盲点：传统以来，无论是贤明的政治或暴君政治，都同样是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在伦理上所形成之国民是表示丧失思想之能力，盲目崇拜权威。

一旦享受到民主，不是盲目崇拜权威依旧；就是不知民主真谛，以反法治、反秩序为民主自由。在政治上则是反叛性的政治团体；在社会上则是政治的社会暴力；在家庭则形成严重之代沟。

实施民主的先进国家，已有完善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反叛性的政治团体，或政治的社会暴力，在家庭之代沟也较小；但却使家庭、社会、国家之领导重心或中心发生了变化。重心或中心在于多数的一方，家庭重大事务往往都赖家庭会议中决定。而社会犯罪才是社会上唯一的暴力，政治上的暴力则消灭于无形。但多数虽合乎公平、民主原则，普罗大众往往教育程度低，知识不足，理性欠缺，所以多数所选出之候选人未必是理想的当选人，这样，岂不又变成多数决「非暴力之暴力」，追求「善」的伦理必将受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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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民主政治尚未臻成熟的国家，人民对于国家、社会领导重心或中心不是失去皈依感，就是误认个人自由为民主，容易产生社会暴力。也由政治上暴力，更导致纯犯罪性之暴力增加。而现代先进的民主国家，虽然没有以上的缺点，但是，前面所说，受教育较低的绝大多数所选出之当选人，未必是精英人才，继之由他们进入议会之后，进入政府主政时，就未必会有理想之法案与施政，政治伦理则无法建立。

(二)社会福利的盲点：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亦跟着发展，社会福利就是全民普遍的要求。基本上说，这是政府与人民在权利与义务上之均衡发展。

今天，政府权力已伸展到家庭与个人，从出生报户口到死亡撤销户口；其中，入学、结婚、治产、纳税、服兵役……无不在政治权力之下生活，甚至家庭之婚姻、财产纠纷，作父母者均无权处理。

在传统社会上，家长可以处理家务事；社会发达，地方绅士维持社会公信力；政府只是赈灾、负责戡乱而已。

今天，既然政治权力及于家庭、个人，相对地，家庭、个人之权利亦及于政府。凡家庭、个人能力所不及之基本权利必须全赖政府负责。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求职、结婚等。因为今天的家庭，家长之权力已渐消失，族长、地方贤达、绅士也有无力感。因之子女对父母之依靠仅止于未成年时期之养育，以后则自行独立，家庭伦理于焉淡薄。而父母年老也宁愿独居住在养老院，过着孤独的宁静生活。由之，社会伦理亦渐渐在衰微之中。

(三)两极经济制度之盲点：我们所称之两极经济制度；一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一是指共产主义社会。

1.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福利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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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力，但毕竟还要保持个人主义与资本集中两大原则。这便是鼓励人民，一切向「钱」看。

我们在前面指出：福利社会人民与政府之利义务是直接的，家庭、社会伦理渐渐式微，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利令智昏，个人伦理观念已日渐淡薄，更使得伦理欲振乏力。

2.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上是计划经济，生产社会化，分配社会化，旨在要求分配公平，而不在增进福利。所以他们的经济落伍。由于人民抱着吃「大锅饭」的心态，多工作、少工作反正拿的工资是一样多，致使其经济落伍，那已是其分配经济之负现象了。人民所需均是分配而得，各得其分。父母、子母在依存关系上，只有亲情；没有且亦无力有经济下之瞻养以示孝思。

在社会、家庭伦理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可说都有相同的结果。不过在政治伦理上，二者稍有差别，资本主义是「非暴力之暴力」所选出之政府或议会，未必贤与能，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治伦理，以及政治伦理之修行。共产主义，是靠少数人掌权，以军队作权力中心的寡头政治，未必贤与能，更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政治伦理，以及政治伦理之信仰。在政治伦理上，两者之现况虽不同，但结果确是一样。

四、结 论

在本文论及「三皈依之价值」时曾论到：佛教之所以能绵延二千四百多年，而且现在正方兴未艾，实在是由于教主具有大慧广被众生；有大智缔造了佛法；有大行成为证道的圣者；有涅槃空寂、世、出世法之旨归；还有忠心佛、法，严持戒律，慧心四溢，以弘法为己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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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

在本文论及「现代社会」时，曾指出：以民主方式所选出来的政府领导人或代议士，未必是社会精英，甚至是无所不为，专放高论之狂士。如是之人，行如是之政，立如是之法。使执行公务及司法人员，作如是行、如是判。于是，致使失去公信力，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家庭及个人伦理亦随之丧失。

本文并不是特立过高之陈义：希望政府负责人、国会代议士都像释伽牟尼佛，也无意希望他们的施政、立法都能适于四海，要求执法者与行政官员都具有僧伽的宏愿。

而是希望政府负责人、国会代议士都能以政治家自期自许，而后才有大悲心，爱国家、爱同胞；有了大悲心才有大智慧，拟出好的施政，立出好的法案。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17]，我们今天的法已深入到家庭、个人，已僵化了人与人之伦理关系，使整个社会只见到冷冰冰的法，感觉到暖暖的热情交流，即使有也是在大众传播主导下「挤」出来的几分情绪而已，而不是真情流露。很多法破坏了各层次之伦理。伦理破坏，则法不足以自行。伦理为法之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政、法必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然后「有耻且格」[18]。

当然，本文也没有奢求负责行政官员，有如僧伽，清修自持，以救世为己任。但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忠于政府，遵从法规，为民服务亦是天职。

如果政府领导人员、国会议员，能具有充分的自尊与被崇敬，其施政与法案亦值得信赖，行政官员获得尊重，整个社会公信力必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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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子?离娄》上，陈立夫着《四书道贯》，页627。

18. 《论语?为政》，陈氏前着，页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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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治、社会、家庭乃至个人之伦理亦能得到皈依。我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家庭乃至人问题当必可稍有疏解。

政府领导人员、国会立法者及各级官员，以及他们所定之法规，如果具有公信力，就能受到民众的皈依，使民众能产生皈依处。于是我们可以说：建立皈依政府、皈依法治、皈依公务人员三皈依，即可抡清今天世界之纷乱。

是此，佛教三皈依对于现代社会伦理实有启示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