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三字经》新注

唐思鹏

　　前 言

　　佛教者，佛陀的教育也。释尊出世，本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谓“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前二“开、示”佛的知见，是释尊大悲，出世说教以利众生的大事；后二“悟、入”佛的知见，是佛弟子听闻圣教，依法修行，从而开启智慧，解脱出离的大事。这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道理。
　　佛教在古印度未能正式形成宗派，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宣传播，于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大乘、小乘的各个宗派。
　　不过佛教最初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只把它当成一种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来理解。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在道安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土不久，它的理论幽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于是讲说佛法的人便用格义的方法，和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相配合，来发挥它的意义。如佛教的五戒，便用儒家的五常来配释。所谓不杀是仁，不盗是智，不邪YIN是义，不饮酒是礼，不妄语是信。然而外论和内典毕竟有相当大的差别，如《高僧传·僧光传》引用道安语说：“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又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中也说：“格义迂而乖本。”因此，“格义”的运用最终随佛教的义理渐次流行和发展而止。
　　但是佛教发展到后期，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使印度原有的佛教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现代某些佛教学者把它称为“华化佛教”。这就要求学佛的人必须掌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以及“大乘一实相印”来作为勘定佛法真伪的标准。同时还应依据《维摩》、《涅槃》、《大宝积》等诸经中佛陀所教导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的四依四不依来学修佛法，才能在浩瀚广博的佛教思想中不致为“似教”所困，而有真正的成就与收获。
　　本经以三字为一句，四句为一颂，全书共有183颂。这种仅有颂文，而无长行散文的体裁，在十二分教中，属于“孤起”的部分，所以与一般的经论在体裁和风格上皆有所不同。
　　本书的原有作者是明代蜀东忠州聚云寺的吹万广真(1582—1639)禅师，世称吹万老人仿效儒家《三字经》的体例撰写的一本佛教启蒙读物，当时敏修长老为该书作了注释。清光绪年间，普陀山印光法师又将此书重新修订，将原文改动了十分之三，注释改动了十分之七，并作了《序言》，再由杨仁山先生印行流通，定名为《佛教初学课本》。
　　《佛教三字经》的主要内容，据印光法师在《序言》中所述，主要是“略叙如来降生成道，说法度生；列祖续佛慧命，随机施教，及与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等事迹和法理。所谓“事迹虽略，而法门齐备；言句虽简，而义理周全”。初学者通过诵习此文，可“知佛经之要义，明祖道之纲宗”，其最终的意义“是在后进之发心造修焉”。所以《佛教三字经》自成书之后，广泛受到教内学人的重视，并依之诵习，建立信仰，成就道心，而有一定成就者，也大有人在。诚不失为是一本导引佛教初学者的启蒙入门书。本书虽被杨仁山先生更名为《佛教初学课本》，然世人仍称之为《佛教三字经》。

　　1992年12月9日 唐思鹏时年二十有八
　　写于成都宝光寺四川省佛学院